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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王后改嫁亡夫的弟弟后，作为儿子的哈姆莱特痛苦地喊出一声“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言下虽不无谴责，却满溢同情、悲悯。我不禁激灵了一下，猛然自问：然则中国女人的名字是什么呢？
封建王朝无疑是是以大男子主义为其权力、伦常的构建基石之一的，这一点中西方并无实质上的不同，所以在地球的两边，女性都处于弱者的地位。然而各自的人文传统，人与人间——尤其是权力中心与权力边缘之间——的互动情况，并不完全与社会制度性质一致，而是更多体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普遍心态。所以中国女人的名字大可推敲。
明末清初的陈圆圆，恐怕是受中国的大男子们侧目最多的女性，此前的褒蝉、妲己、杨贵妃，背负的罪名最多是在“亡朝”后再加个“亡国”，陈圆圆则还要背上“亡族”的“怒吼”，奇怪的是，中国男人一边把责任推卸给呻吟于他们脚下的女人，一边又高谈阔论“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此中施耐庵也许不算翘楚，却是表率，一部《水浒》，女人被笔伐墨诛之余，莽李逵一斧砍下“替天行道”旗，为被冒宋江名抢去的小女人大抱不平、誓要揪出宋公明，就用“英雄好汉不犯色（女）戒犯杀（女）戒”宣示了胸有大志的大男子们“远离女人”的英雄逻辑。“女人祸水”，难怪避之惟恐不及。
可是女人在中国的名字真的是“祸水”吗？西施被“献”给吴王夫差，目的是陷夫差于荒淫美色之中；陈圆圆为众人侧目，虽有二因（一因吴三桂怒而开关纳敌，国沦异族；二因李自成败出京城，农民起义遂被“葬送”），却不过是陈圆圆的美色“发挥”得不是地方、不是对象而已。联想到中国兵家世代相传、津津乐道的“美人计”，我惕然而悟：中国女人，你的名字是工具，男人的工具；你作为工具的使用价值，就在于你的美色可以让中国的大男子们陷进“祸水”之中，从而死哉亡哉。
如果激切点儿，是不是可以大吐一口“呸”：是女人的名字是祸水，还是男人的名字是色棍？是男人的名字是祸根，还是女人的名字是屈辱？……
时代发展到今天，说女人的名字似乎已经过时，毕竟女性解放虽然并未彻底，却已经至少为社会承认其必要性。然而，医学上强调病去如抽丝，千年沉疾，要想百来年、甚至几十年时间驱除净尽，显然不切实际。何况中国的女性解放，是自上而下，而非西方自下而上。这有什么破绽呢？举个例子：久已习惯——其实是世代如此——居住于监狱之中，千年后突然有一天“上面”宣布：你们出狱吧。此时会有什么现象发生？留恋？这是理论上的事，在当代似无此虑；迷惘，不知将走向何方？完全可能。于是有人以不必要的“谨慎”慢慢走，现在尤其是落后地区、也包括某些所谓先锋知识女性，就是如此：她们（当然也有男人）流行“婚姻是坟墓”，说到底就是对自我与他人的不信任、对人性解放的怀疑——鲁迅《伤逝》警示的问题，今天仍是普遍现象；当然，也有人大步流星，可是其中却又有不辨方向者，当代文坛，一班小女人“用身体写作，用身体的写作检验男人”，强把肉麻当有趣，硬说低俗是高雅、风流，怎不让人有此忧虑？这是从女性的角度说的；从男性的角度看，中国的大男子，并未断子绝孙，现在仍有人挥舞大棒，不过大棒已被各种新潮口号涂抹得花花绿绿了；进入2000年，《文学自由谈》连续两篇文章《刘心武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给刘心武侄孙女的七条忠告》，言者满纸新潮词(如“破瓜”)，骂者只图骂得痛快，就让我看到针对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张牙舞爪的阴影。
波伏娃《第二性》刚传入中国时，男人挑着看里面的“下流描写”，女人大肆讨伐波氏“不要脸”、“丢女人的脸”，即便今天，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情形，仍然不乏存在。忍不住，让人叹服这个民族的“固执”。而到了今天，所谓美女作家，以脸面作头衔，以身体填写作，则让人看到另一种极端，一种面临解放意识之时把无所适从当作自信自决的无耻与无知。
一句话，女人的名字，在中国还在改写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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