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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秋声赋》与《前赤壁赋》，最大的感慨就是文中看似解脱的旷达只是一种姿态。两篇文章都取材于作者秋夜的所见所想。在中国的文化内蕴里面，伤春悲秋一直是一根不曾断绝过的紫色丝线，两位大家也深明此点，并刻意由此生发开去，以求得思想在具体情感上的升华，从而在心境上进入情感的抽象世界。而他们几乎已经成功了——假如他们不是在那样的境况中写作，并及，文中不曾溢散出或浓或淡的悲愁。
只要略作考证，我们就会发现，欧阳修在作《秋声赋》的同一年里，虽然仕途颇为得意，但却辞去了开封府尹的官职，去与宋祈一起篡修《新唐书》。然而这推翻不了欧阳修一生的现实关注。但是，欧阳修的悲哀也正在这里，对现实的关注越热切，就感觉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之遥远越实在，于是就越发焦急，而至于绝望。所以“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倒不妨解释为对现实的重新正视而非超脱，因为把失意归结于自然现象，未免有迁怒之嫌。
与欧阳修激流勇退的主动相较，苏轼则显得有些被动。“乌台诗案”应该说对苏轼不无影响，至少让这位“怕谁？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居士也知道了世间尚有“谨慎”二字。在《前赤壁赋》文后，苏轼手书的跋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示人……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不出也。”
欧阳修在《秋声赋》里侧重于表达对挣扎于现实世界的厌倦，“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更何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务之所不能”，所以质问自己“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容？”这是所谋事业正值个体显赫之时因为疲倦但更因为已经看到或感觉到前程渺茫而萌生的退却意思，所以其无奈也为作者所承认。而苏轼显然并不承认自己的无奈。“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是何等的畅情！所以虽然假托客之口道出自己“哀吾生之须臾”，并“托遗响于悲风”，但又同时安慰自己“物与我皆无尽”，由是而“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好一派豁达超迈；然而“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未尽之意，正活化了贬居黄州的苦闷情怀，这就暗示了其旷达只不过是寄情山水的逃避或关注点的有意转移。
最后要交代清楚的是，在欧、苏的一生中，关注现实是主要的基调。所以《秋声赋》和《前赤壁赋》内容有异而实质相同的无奈，益发显出其深刻性：为什么会在现实感如此强烈的人身上，有如此避世的念头？答案显然不仅仅归之于时代，还有个体因素。因为《秋声赋》毕竟是欧阳修写的、《前赤壁赋》毕竟是苏东坡的手笔。所以其旷达之作为一种姿态，尚有另一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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