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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总是看到“现代”这个字眼：“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现代化”……不一而足。于是也跟着瞎喊、跟着盲目乐观，以为他现代你现代我也现代，一片现代，现代无处不在，多爽啊！不料最近居然看到有骂“现代”的，好奇之下，一读，不得了：骂得丫爽！现在给大家共享共享；已经知道了的，权当浪费时间，猪也不必假惺惺说什么不好意思。
首先是关于基督教义。目前已经形成的说法中，基督教义末世世界观是“现代”概念的起源，基本上已被普遍接受。基督教末世世界观强调末世的种种可怖景象，核心是人性生存空间的黑暗和虚无；“现代性”对于宗教教义的借用，也主要在此。但是“现代性”的崇奉者们似乎忽略了，宗教意义，得到重视的是基督的宽恕、仁爱精神以及建基与此之上的忏悔意识、自由意志。
对二者间呈展的矛盾张力，想当然的解释是，既然末世意识强调种种黑暗与虚无，强调末日审判的来临，所以更要信奉仁爱，以对耶稣的信仰来拯救灵魂。这一说法固然美好，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基督教义中末世意识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而来的仁爱精神的并非纯粹。
这集中体现在末世观所隐含的基督教特有的时间意识上面。在这种时间设计里，世俗的时间呈线性流动、不可重复、有起始也有尽头，起始处是世界的创造（即公元纪年的初衷），尽头处是世界的末日与最后的审判（所以“世纪”、“千禧年”之类字眼被大量克隆）；而世俗时间的尽头处，就是无时间的神圣世界，一个模糊的不存在任何差异、完美无缺的绝对世界。很明显，这种时间的设计类似于某种隐秘的承诺。那么，究竟在承诺什么、向谁承诺呢？对此，福柯一针见血的指出，《圣经》的诞生标志着一种与罗马讲述历史的方式完全相反的、针对罗马的另一种历史述说方式的兴起，它的目的是在追回耶路撒冷曾经丧失的权利，所以，“他不宣讲君主白璧无瑕、与日月同辉的光荣业绩，而相反，致力于表达和讲述祖先的苦难、流亡和奴役。它要历数比胜利更多的失败，因为失败，他们一直在卑躬屈膝。但他们仍然必须等待那块被祝福之地和古老允诺的实现，它将重新带来古老的权利和失去的光荣。”(福柯，1976)这就意味着，在这种讲述历史的方式里，没有现在，只有过去与未来，而且这个未来不是现在的未来，是过去的未来。现在被过去覆盖，充斥在对过去的言说里，而言说的目的，是迎接那古老承诺中的绝对世界。至于是谁进入这个世界，不言而喻。于是，在化为宗教、吸引信仰人群的时候，一切都摇身一变：保证种族千年胜利的绝对世界，成了世俗时间尽头人类共同的神圣世界；在苦难和奴役中让仇恨以卑躬屈膝的姿态作漫长的等待和漫长的斗争，成了一定程度恐吓意味之下对宽容、博爱、正义信仰的召唤。
几乎就在福柯揭示宗教本源的“恶”的叙事话语的同时，布罗代尓揭示了宗教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后再一次遭受失败、屈辱的事实及宗教相同方式的再次反抗，并在这种揭示中明确了“现代”概念的诞生：“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到后来鉴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终于说了行。简言之，教会采纳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为‘入时’），aggiornamento是个较新的说法，当时的说法是modernisme（现代主义）。奥古斯丁·勒诺代回顾说，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确立了第一个运用成功的现代主义。”（布罗代尓，1976）这就告诉人们，“现代”概念的诞生，不仅与宗教直接相关，并且是在宗教末世教义所承受的刺激中脱胎的，末世情结与末世居心，正由此而变本加厉。这是一种包藏着彻底反击意念的妥协思路的直接产物，内中满蕴仇恨和阴谋。
情况的复杂在于，宗教自有它的引渡功能。无论末世教义怎样充盈着恶的语言，一代代真诚的信仰者终于还是树起了以宽恕、仁爱为核心的基督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呼唤真诚的忏悔意识和自由意志。比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在设置了基督徒安东尼奥慷慨仁爱、坚持正义、直面苦难、默然忍受的耶稣形象之后，就让鲍西娅出场，在法庭上以劝夏洛克行善的方式说出一段满溢基督仁爱精神的话来：“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象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予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林不过象征着世俗的权威，使人民对于君王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行。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直接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去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很难说，基督教义的仁爱一面是否觉察到其本源中仇恨一面的包藏，也很难说，仁爱一面是否达成了对仇恨因子的成功改造，这些都是很难确切求证的问题，对它们的关注，追问答案也许不如只视为某种参照来得更为实在。同样，基督精神的真诚信徒们是否在无形之中受到教义本源的仇恨因子的影响，是否被这种满溢仇恨和阴谋的邪恶内质某种程度地渗透，也应是只视为思维坐标中的一个参照，更能予人启示。所以，当看到基督的仁爱主张无法圆满解释末世观念浓浓的恐吓意味时，在教义的仁爱与仇恨两端做出一个明快的选择，仍然限于只是一个毫不明快的提议。
其次是资本主义对于“现代性”概念组构的介入。前引布罗代尓关于“现代”概念的诞生的那段话，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现代”概念的重要意义：一种有别于观念构成的物质意义的构成。布罗代尓揭示，“现代”概念脱胎于宗教“恶”的话语，而宗教被迫运用这一概念，是因为资本主义有意无意的步步紧逼，“现代”概念是在基督教末世观和资本主义金钱原则的互相缠绕中诞生的。因而，资本主义参与了“现代”概念的组构。
马克思从未用过“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是正是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全部本质：资本主义就是崇奉“金钱至上”原则、把“金钱关系”视为核心关系的社会形态。贡德·弗兰克、卡尔·博兰尼、布罗代尓、汉娜·阿伦特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发现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家不过是利用殖民掠夺而来的白银资本进行扩张的结果，这一发家过程满透对安定因素的仇视和颠覆；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是对市场交换自由原则的蓄意破坏，它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处心积虑构筑一种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的贸易形式是以获取最大剩余价值、获取最大利润为唯一目标的贸易，它丝毫不关心供求的均衡，相反，它从对这种均衡的蓄意破坏中获取好处；资本主义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它正是以对真正财富——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破坏来创造金钱的。一句话，金钱原则使资本主义仇视安定与均衡，它只有在混乱与动荡中才会眉开眼笑。所以，资本主义看重的不是秩序的稳定，而是相反。如果说资本主义确实在建立某种秩序，那么这种秩序恰恰是保证混乱得以发生、延续的秩序。这就不仅需要对他人价值的颠覆，也同时隐含或被迫采纳对自身价值的颠覆。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的逻辑，它首先显示了资本主义是怎样以其自身浓浓的金钱色彩的物质性参与了“现代”概念的现实运作，其次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作为“现代”概念的物质构成去体现和承载基督教义的观念构成性质，并使观念从意识领域进入现实生活，获得现实意义的完成。二者相互渗透、交织并进，把“现代”概念的现实组构层层推进。
一旦明确了这两点，“现代性”许多让人不可恭维的迷惑就明朗了。正是因为基督教义邪恶一面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物质方式的介入，使“现代性”在其人性净化与社会发展的寄托之外，隐藏了某些肮脏。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重镇莎士比亚就体现了这一点。使莎氏激动地盛赞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文主义理想，是资本主义初起之时，为对抗教会而提出的，它针对教会的禁欲语言，高扬人的大旗，崇奉个性铺张，在启蒙的口号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意识障碍。当资本主义已然有所行进、个性铺张向极端个人主义过渡、启蒙被引向金钱欲望的教唆的迹象逐渐显露或说为涉世渐深的作家逐渐觉察时，莎氏陷入了人文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这种落差表现之一就是莎氏对“现代性”思维阴暗一面的不自觉接收。“现代”概念脱胎于教会语言，教会采纳这一概念时满怀仇恨、屈辱与阴谋；而资本主义出于自身本质的契合与需求，又吸纳了这一概念中教会倾注的暴力、仇恨、欺骗、压榨和奴役语义，并在以后的承载和运作中全力贯彻。身处其中的莎氏，觉察甚微或全然不觉已然身受长久而无形的渗透。在《奥赛罗》、《李尓王》、《麦克白》等剧本中，莎氏在真情与金钱之间的姿态是一种暧昧的游离，对资本主义金钱原则所设计的以金钱为核心的情感形态，莎氏有所觉察，所以予以揭露。然而资本主义的设计旗帜——个性铺张与个人主义，以及这一设计与金钱之间的微妙互动所形成的神秘诱惑，则使莎氏对自己的揭露不自觉地予以颠覆，以个性与人性问题的似乎关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到了《雅典的泰门》，则已全然不觉地在人性质问的旗帜下把财富与金钱等同起来，并用这一等同去替代生存意义这样严肃的人生问题，终于使全剧的核心——人性的质问，在刻意的愤激与故为的迷惘中流于虚假。这就是莎氏见证的“现代”概念的又一重困惑：用资本主义的金钱本质去代换严肃的人生问题，然后又用代换后的人性阐述去掩盖资本主义的金钱本质，结果，“现代”概念所关注的以人性净化与社会发展为核心的种种“现代”问题，答案总在似是而非之间游移不定。类似“诗的遗嘱”《暴风雨》中野蛮人凯列班对仁爱的象征——公爵普洛斯彼罗的控诉“你们教会了我语言，而我得到的好处就是知道了如何诅咒”——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奴役野心，就是这样在不自觉中泰然自若地披上天经地义的外衣，让人们相信：这就是“现代”。于是，“现代”所要反对的、金钱关系里人性的沦丧、社会的危机，堂而皇之被替换成“现代”的座上宾，等到“现代”蓦然发现结果时，只能一边惊呼，一边惘然地喃喃自语。
必须承认，“现代性”有其人性净化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寄托。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寄托的纯洁就否认它的其他东西。事实上，关注“现代性”并不纯净的肮脏一面，目的恰恰在于：更好的注目其人性净化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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