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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黑痣》
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叫王克格。他给我的印象，和一个影子没两样。他和影子一样瘦。瘦在我的记忆里，是一块发了黑的皱纹的样子。如果他活着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只记得他的瘦，和他眉骨上的一颗黑痣。那颗黑痣，近看是灰色的，远看才黑，像一只苍蝇歇在那儿，吸着他的血。痣上面的毛，就像苍蝇的腿子，时不时弹动一下，表达出它对生活诗意的理解。
我寻找着王克格。与其说我是在找他，不如说是在寻找他的女儿王珐玲。如果我的记忆不出问题的话，我相信，他的女儿王珐玲也已经二十多岁了。她一定出落得像我妈妈年轻时那样漂亮。我有时好像觉得，她就是妈妈亲生的女儿。这种感觉很奇怪，可是我就爱这样想。说实话，在王克格与他的女儿王珐玲之间，我想得最多的，是王珐玲。我一遍遍设想王珐玲的样子，使我忘记了她爸爸王克格的样子。我把她的样子设想得非常具体。尤其是她身上那些突出的地方，比如脸和身体上的一些显要位置。我把她想得很美。我必须这样，不然，我就会失去寻找她的动力。
换一种说法，我不是一个缺乏女人的人。当然，有时，我也怀疑她长得像她妈妈羊草一样丑。但是，我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即使这样，也没什么，我必须找到她。我今生今世唯一必须找到的人，就是她，就是王克格的女儿王珐玲。这似乎是我一生的职责。所以，我宁愿把她想得美丽无比，以便让我的寻找，显得更有诗意和动力。
我找王珐玲干什么，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和王克格脸上那颗黑一样黑，一样黑得秘不可宣。这个秘密关系到我的父母亲，关系到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些秘密。说出来，就会影响他们的晚年生活。所以，我不想轻易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人们。但是，我很早就把这个秘密藏到我的小说《黑痣》里了。我在《黑痣》里写的第一句话是：“王珐玲当着哈星的面，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哈星却在这一瞬间，看清了她的脸。她的脸上，有一枚苍蝇大的黑点。哈星不相信，王珐玲脸上，竟然也有一颗黑痣。”这句话里，就是我的部分秘密。也许读了《黑痣》的人会明白这个秘密，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我是明白的。因为我每次想到这个秘密时，就令我忧伤。我的心灵在恨和爱的两极来回奔跑，直到跑得它精疲力竭。这个秘密，让我从根本上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存在。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秘密，让我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分不清白天与黑夜，分不清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世。它让我一直处在一种寻找的状态里，即使我站在讲台上，正口吐白沫地上着课。可是我的心灵，却始终走在寻找王克格的路上。
我必须找到王克格，只有找到了王克格，才能找到他的女儿王珐玲。找到了他的女儿王珐玲，我的精神才能真正得到解脱。当然，这一点，也是秘密。这个秘密就连我的妈妈都不知道。据妈妈说，王克格最初是迁到了上海。王克格是个向往城市的人。因为他的儿子是海员，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在武汉，一会儿在北京。最后，他的儿子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到了上海。王克格等不及真正老掉，就和老伴一起迁到了上海，与儿子住到了一起，进入了大城市。这件事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他的行动像在逃避什么。至少，在苏北，在七十年代末，饿肚子的时代还没结束。粮食在这个时候，香得要命。王克格离开苏北以前，是我们老家生产队的保管员，管着我们八百多人赖以生存的食粮。所以，王克格走时很风光。但是，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猜忌。
王克格走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正脱光了衣服，在房屋里洗澡。王克格背着一袋谷子走了进来。王克格把谷子倒进了高高的粮柜里，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的手扎进了一根刺，秋官儿快给挑一下。说着他就要挑妈妈的布帘子。我见了，跑上去横在他面前，使出吃奶的力，将他往外推。妈妈也在里面大叫：别进来，人家在洗澡。王克格把我轻轻一提，提到了门一侧，说道：不要紧，疼死我了。他闯了进去。我抓起门旁一根扁担，跟着冲了进去。妈妈光着身子坐在浴盆里，王克格正往她身旁蹲去。我闭上眼睛，举起扁担，朝王克格的脖子砍去。啪。声音很脆。紧接着妈妈大叫一声，说：你打了我的手，哈星！妈妈用手挡了我的扁担。王克格见了，站起身，拦腰一把将我抱住，冲到门外，把我扔进了比他还高的粮柜里。我掉到粮堆上，听着王克格的脚步声走开了，他走进了妈妈的洗澡房。妈妈说了一句“你把他放到什么地方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我站在柜子里面，气得泪水往外流。王克格带来的谷子，把我的脚陷在里面，让我动弹起来十分因难。此时，我真切地感到，这些谷子全都他妈的充满了阴谋的气味。
第二天天没亮，河堤上就传来了锣鼓声。在清晨里，那些锣鼓声十分别出心裁。这时，我已经睡到了妈妈身边。我问妈妈，谁家在打锣鼓？妈妈说：王克格这个死鬼走了，他赶苏州号到上海去，这辈子恐怕回不来了，队里人在欢送他。妈妈说完，叹了一口气，我的额头上，就有了一粒雨水一样的东西，暖乎乎的，顺着我的额头，一直滚到我的鼻根上。我把它们摸到手指上，使劲儿搓捏着它们，我想一下子把它们搓捏死。可是，我最终只是搓疼了自己的手指。
我做这些，妈妈一丝一毫也没觉察到。
这就是王克格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印象，让我怀疑王克格是逃掉的。这是我成人以后才想到的结论。我有自己的理由。王克格选择在七十年代末走掉，那是我爸爸从监狱里回来的前一年。程世农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他老家一个家伙坐牢去了，一个小伙子占了他的女人。这个家伙从牢里出来后，买了一杆猎枪，每天将枪口对着那个小伙子。小伙子在枪口下生活了几个月，终于扛不住，喝药自杀了。我不知道，如果王克格不走，爸爸从牢里回来后，会不会弄一杆猎枪，每天将枪口对着他。我只知道，就是爸爸不这样，我也不会放过他。这是那天王克格把我扔进谷柜里时，就有了的结论。一个注定了的结论。
事实上，王克格走掉真是十分明智的。王克格走掉之后，生产队就搞起了联产承包，土地下放到农户以后，我们就过上了好日子。这时，不要说像王克格这样的保管员，就是生产队长，大队队长，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就变得轻如鸿毛了。
我认定王克格是逃掉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自从离开了苏北，就再也没回来过。这个结论，对于一般的人，尤其是对他这种年纪，而且并非老得无法动弹的人来说，几乎是不正常的结论。所以，从这些结论上看，王克格给我一种逃逸的感觉。既然是逃逸，就说明他心里一种犯罪感。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所特有的心理特质。就是这一点儿，更加增添了我实施一种想法的信心。
王克格离去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随着我一天天长大，它们一天天也变得更加可疑。直到有一天，我对女孩子有了好感，我突然想起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从那天起，我彻底明白了王克格这个符号，对我今生今世的意义。也是在那天的早晨，我从床上醒来，对着窗外的阳光发誓，一定要找到王克格，然后再找到他的女儿王珐玲。
王克格走掉之后不久，妈妈就回到了单位上，然后她有了一个机会，到上海参加一个教育研讨会。其间，她还专程去看望了王克格。回来后，妈妈说到了他的生活，好像他非常想念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乡。妈妈说到这里，刚从牢里出来不久的爸爸，像木头一样，坐在阳光里晒太阳。爸爸总说自己身上有一种霉味。他想让太阳把他身上的霉味晒掉。但是，他晒不晒太阳，他的样子总是像一根木头。妈妈说完王克格之后，还一阵唏嘘。妈妈在唏嘘时，我就更加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上他的门去，然后找到他的女儿，做一件对我而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妈妈还透露了王珐玲的一些情况。比如她长高了，长大了，长漂亮了之类的话。我怕自己忘记了妈妈带回来的这些事情，就写了一部叫做《黑痣》的小说，把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一切信息，都记在了小说里面。
这部小说手稿，到了八十年代末，就不翼而飞了。在它失踪以前，有很多人看到过它。最先看到它的，是《新汉语时代》的编辑海青先生，1988年在地坛笔会上，他看到了它。他是个长着一颗大黑痣的小老头，那颗痣就长在他的下嘴唇上面。他用一只放大镜，逐字逐字地看，像老牛拉车一样慢，但看得很认真。老牛拉车时，鼻息像扯风箱，在冬天里，鼻息就变成一团团白雾，所以，老牛喘息的样子，就让人看得非常清楚，鼻息一进一出，就是老牛每迈一步的速度。在看这部稿子时，海青先生突然尿急，就去上厕所。因为是夜晚，那时地坛的灯光还不是很亮，我也借口上厕所，陪老先生一起去。老先生年纪不小了，上厕所时干劲十足，他抖动老二时，我竟听到了一阵风声。他一边抖动老二，一边对我说：哈星，你能写，这个东西写得很空灵。那时，我们把创作不叫做创作，也不叫做写作，更不叫做码字，我们叫做写东西。你在干什么？我在写东西。那么这个写东西的人，就一定是个文学爱好者，或者叫做作者。那时，作家在我们的印象里很神圣，我们总认为身边没有作家，作家都住在我们够不着的地方。
我们出了厕所，海青老先生就提议，顺着地坛的街道，走一走。我很乐意。就像一个接受考试的学生，被考官拉去谈心，肯定就意味有着美好的结论。就当时而言，就是我这部小说有好戏了，即使海老先生已经给了我一个结论，但是，他完全没有就这部小说的命运，说上只言片语。因为这一点，是我和这部小说最关心的结论。
晚风吹在我和海老先生的脸上。我感觉到了冷意。海青的脸没有表情，只是那颗黑痣上的两根毛，在风中晃动。它们与风相遇，可是风吹不到它们的根。风吹到了根，毛肯定会倒掉。海青想了好久才问我：乡村生活真是你所写的那样么？我说：是，我所写的，就是我母亲身上的事情。海青说：你有勇气写自己的母亲，这开了一种先河。莫言写《红高梁》，写的是我奶奶，你是不是受他这种构思的影响？我说：应当说是受他的启发，我认为，写一个母亲的经历，比写奶奶，对作者而言更直接，命运感更强。因为她们的一切，都事关我们的一切。海青深有感触地说：你看了《雷雨》吗，很多人看了之后，都爱上周涟漪，实话告诉你，我看了《黑痣》，竟然对秋官儿有了爱情。我无言以对，沉默下来。海青说：你这部小说，涉及的指向太多了，在一种空灵感里，指证了上一代人的生命流变，以及你们这一代人的阴郁，调子太灰暗了，恐怕在我这儿是发不出来的，你最好把它放着吧。我相信，总有一天，它会与读者见面的。
我们已经走到街道的尽头。这个尽头与我的小说无关。我看见街道尽头簇拥着一些小商贩，和一些小吃地摊，就提议：在这儿喝上一杯。老先生说：不啦，还是回去把稿子看完吧，明天我就得到武汉去了。他说这话时，一股凉风又吹到他的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吹深了一线。在一种隐隐的失落里，我们便顺着来路往回走。海青在我的眼里变得可怜起来。他却不住地安慰我：这并非最后的结论，你的日子还长呢。于是，我走在地坛的街道上，真的就觉得自己的日子还很长。先前的失落感，也许与这儿的冷风有关。但是，我明白，风总是与心情有关，它善于表达一种处境，比如孤独时，总有风在身边。
从北京回来，我就把这部小说放到抽屉的最底层。直到若干年后，王珐玲来到了我身边，我才把它拿出来，让她读。我不想骗她。我想，她读了这部小说，就是我以后没有骗她的理由。王珐玲读它时，是傍晚。那天，我得到学校校务会上发言。从晚上7时，一直到10点钟，我才回到寝室里。那间寝室是一间城堡，座落在一排红砖房教室的角落里。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校园的西部，无论什么时候，那儿总给人一种寂寞和荒凉的感觉。整个校园西部，就只有那样三间寝室，住着我们三位青年教师。我去开会了，王珐玲就独自一人坐在床沿上，掌着一盏孤灯，读我的小说《黑痣》。
我开完会，回到寝室时，见她正捂着肚子在笑。我坐到台灯下，她用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哈星，嘿嘿………她的笑声隐进胸部里去了。然后她告诉我，她读了一个晚上，就笑了一个晚上。她说：我发现，你的故事，始终和一些叫玲玲的女孩子扯在一起。
王珐玲这么评论这部小说，而后她再也没有说什么。但我感觉到了她的嫉妒。这是我安排给她的愚蠢。她的样子，猛然让我想起金玲玲。最初，她也这样。那天，她来到了我的寝室里。她一边抽烟，一边读着我的《黑痣》。见我从课堂上下来，还没等我洗掉手上的粉笔灰，金玲玲就扑进我的怀里，抱着我的脖子，把她的身子贴在我的身上。她的身体小巧有肉。她对我说：谁也不能把你抢走，你是我的！她说这句话时，还是师范三年级的实习生，而我是她的指导老师。这时，我忘记了我们的关系，只看到她脖子上，放射出一丝白光。我还通过她的脖子，看到我那部《黑痣》，被她翻乱之后，扔在床上。我想，我们千万不能倒到床上去，否则，就会把我的《黑痣》压碎。
后来，就是这个金玲玲，一直牵引着我的恋情，让我寻找王珐玲的想法，反复经受着一种说不清的考验。不久，金玲玲师范毕业，就分回了苏州老家。几乎每个星期，她都要给我寄来情书和她的画。她读师范时，下我两届。那时，她长得小巧玲珑，人见人爱，舞也跳得特别好，是学校里的一朵校花。即使我不知道真正的样花是什么样子，可是同学们都是这么说她的。那时，我的同班同学王杩暗恋着她，因此，我就没对她产生别的心思，再说我那时喜欢的人，与玲玲这个名字无关。那个女孩子叫梅妞儿。她家就住在我家对面的银杏屯，我们只隔一条河。那时我是个很现实的人，我们虽然不同县，但是一旦我们被分回家乡做乡村教师，她就是我最理想的选择。彼此要想见面，只需坐几分钟的船，就能如愿。即使不见面，我在河边散步，隔着河就能看见她的身影，哪怕她的身影很小，像一只蚂蚁在动，但是，我能看到她，就足够让我娶她了。更何况，即使看不到她的人，听听她那所学校的钟声，更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成了我暗恋她的理由。
所以那时，即使我身边的女同学层出不穷，但是我牵挂的人仍然是梅妞儿。我以她为自己的快乐标准。后来真实的境遇，则完全没有让我和梅妞儿成为乡村教师，更没让我们成为一对夫妻。否则，今天这个故事就失去了意义。梅妞在她毕业的那一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分配到上海一个子弟学校教书。我则被分到河城师范附小当了一名语文老师。这时，我心里就只有金玲玲了。
后来，因为我的一个阴谋，王珐玲来到了我身边，我就把梅妞儿给忘记了。即使梅妞儿连续两个假期都来到我这儿，给我做鱼吃。她说吃鱼人可以变聪明，就天天烧鱼给我吃。她还教我剖鱼，教我炒花生米。因为我的寝室离厕所很远。她做这些时，尿急了，就在我身后拉一只脸盆行事。她像一个妻子一样自如。可是，我们始终没能走到一起。她这样一直坚持了两个假期，见我没动静，就不来了。但是，后来她仍没断过给我写信。那个时代，电话很少，是情书时代，情话也从来不在电话里说。信是我们传达情意的最好东西。梅妞儿在信里，一再对我说：我总觉得你好像有话要对我说，而你始终没有说。
这样的信，这样的话，最终注定了我和梅妞儿无言的结局。背后的原因，我自己当时也不清楚，梅妞儿也没告诉我。直到现在，我仍然无从知道，我们的缘份为什么最后走到了尽头。
金玲玲不仅舞跳得好，还画得一手好画。她在苏州小学里，在我设想的寝室，画了许多我的样子和她的心，然后寄给我。为了方便阅读，并从中真正体验到爱情的味道，我把它们放在枕头下面，每天夜深人静时，就开始阅读它们。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吻金玲玲的画儿和她的心，想象着她就是这些纸片。我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脸上、嘴上、胸口上。有时还企图去搂抱她，最终发觉它们只是一些纸片才罢休。
金玲玲工作到第二个学期，也就是在春天时，到我这儿来了一次，她这时已经开始长胖了，而且已经是一幅小学教师的模样了。她的眼睛依然很大，双眼皮的轮廓依然清晰，一双眼睛清亮得让我不忍心去沾染。这个时候，她比以前变得沉静多了，也不抽烟了，我递给她烟，她断然否定自己有过抽烟的历史。然后她始终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她来到我身边，我却连她的手都没敢碰一下。她太光洁了，光洁得既现实又实用。但是我想，不到我们洞房花烛那一天，我丝毫不会沾染她。可我的眼睛并没歇着。我始终看着她的胸，看着她的臀，还有她的胳膊。她的乳房早不像读书时那样了。它们鼓鼓的，像要把她那件白衬衣和衬衣的钮扣挤破，透过她的白衬衣和衬衣里面的乳罩，我隐隐约约看见了她的乳晕。她的脸，也饱满得和她的乳房一样。她的臀部也鼓起来，像个成熟的女人了。她坐在我面前，鲜嫩得像刚刚从树上摘来的水蜜桃。她笑吟吟地看着我。我呆呆地看着她。春天的气息，让她披着一件春装，让我的屋子里，充满了闷热和难耐的情绪。
她只坐了十分钟，便起身说：我来看你一眼，就要走了。她说走就站了起来。
我只是凝望着她，看着她背上包，像一缕光线，透亮的那种，飘出了我的屋子。我看着她走过校园的花坛。之后，我狂奔到教学楼顶，看着她走过又宽又长的运动场。这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将终生爱着这个女人，终身！当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时，好像我的头顶上，飘荡着一位神父，正在聆听我的心声。这时，好像整个校园，一下子沉静下来，让我进入了一种纯静的王国。这一刻，我几乎忘记了，我时刻在心底谋划要找的那个人：王珐玲。
二、父母的爱情
仓库给我们提供粮食。粮食在我心里，却代表邪恶。它最先的形式，是一种诱惑。然后的形式，是一种金色，让人联想到金色的原野，或是金色的稻场。那一席席晒着的金色诱惑，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厌恶。准确一点儿说，正因为如此，我每天才把它们生吞活剥，吸光它们的精髓，然后把它们变成臭不可闻的大粪。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必然的味道。俗话说，是药三分毒。粮食也有它们的毒性。
这一点，我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不小心看见的。就是在那天的某个时刻，就是这不经意的一看，毒害了我的一生。它们让我的大脑，那一眼之间，浸入了一种毒性，永远的毒性。包括后来我穷尽十年时间，去寻找王珐玲，就是这种毒液发作的结果。
那天，阳光没有一块云作为补丁。它提供了一些明净给天空，提供了一些热力给大地，提供一种虚幻的美好给我的心灵。阳光更在干着这些好大喜功的事情时，也还干一些实在的事，它把一席席粮食晒得干干的，晒出满场满院的清香，让我在那一刻，像一只掉了魂的狗，在阳光里思谋出一个阴谋，关于粮食的阴谋。
妈妈能够到仓库里干活儿，我从心里为她高兴。这是我意外的惊喜。这样，妈妈那副身子就不用夹在粗糙的农民中间，干一些笨重的农活了。爸爸已经不在家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那个早上的印象，就像一扇窗户一样，开放在我的眼前。爸爸把我从睡梦里叫醒了。爸爸在我眼睛里微笑着。他对我说：儿子，我出门去了，家里除了弟弟妹妹，你就是最大的男人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爸爸摸了一下我的脸，他的手在我眼睛里又瘦又长。他还吻了一下我的额头。他的嘴唇有一股温热。我的脸羞红了。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在发烧。我还感到很温暖。一向愁眉苦脸的爸爸，自从来到农村就再也没吻过我。今天他又变得温情而浪漫。他的举动，既让我害羞，又让我感到温暖。这一切都是久违了的感觉。当我清醒过来时，爸爸已经不在家里了。我的脸上突然有了一片湿。我用手一摸，是两滴水。我想，我躺在床上，窗外已经射出了一柱柱阳光，是不会有雨飘进来的，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想到这一点，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赤着脚，跑进外面的阳光里。然后我穿过阳光，爬到屋旁的山包上，看见爸爸背着一床花棉被，走在山路上，一步步远去。爸爸身后，跟着两位军人，他们倒背着步枪，无声走着。我原先准备喊一声爸爸的勇气，在那两个军人的背影里消失了。我无力地蹲在山头上，看着爸爸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当我收回目光时，脚下的草叶，有两片是湿的。
爸爸这一去，有多长时间没回来，我记不清了。起初妈妈只是沉默，痴痴呆呆地望着对门的山路，然后一阵阵叹气。叹完气，她还得每天起早贪黑地出工。在我眼里，妈妈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人。妈妈和村里的妇女一起插秧，妇女们都学着妈妈的样子，把衬衣掖进裤子里面，露出两片浑圆的臀部，再把裤腿高高卷起，露出千姿百态的小腿。在这些小腿里面，妈妈的小腿最白，最嫩，最有型，像两片柳叶，带着纺缍式的曲线，从腿窝到脚根，一直没进污秽的秧田里。而妈妈身旁那些妇女的腿肚子，则大煞风景，有的像嶙峋的石头，瘦得只是一张皮；有的则胖得像两堆柱头，承载着千檐万瓦，承担着她们笨重的身体；有的像一团流不出去的肉，团在腿肚子上，加上皮肤粗糙，太阳把它们晒成了黑色，看上去，既无男人的力量，又没有女性的秀美。妈妈的腿肚子就不一样，柳叶状的曲线，加上皮肤白晰，还有蓝色的筋脉布在上面，流露出女性的柔弱。每次，她插完一铺秧，腿脚一动起来，就让人感到它们像在与泥水配合着，跳着一种腿与泥的舞蹈。
妈妈的小腿，不仅我喜爱，也逗挑秧的男人喜欢。可村里的男人，不似我那样爱惜它。他们往田里扔秧把子时，把一把把秧苗，贴着妈妈的臀部，扔到她的小腿上，秧把子溅起一朵朵泥水，把妈妈的小腿肚糊得只能看见几处白晰的斑点。但是，那几块像窗户一样的白，仍然能激起我对妈妈的遐想，让我为妈妈自豪。村里的男人，则由妈妈的腿肚子，往其他方面想得更多。他们先是贪婪地盯着妈妈的小腿，一遍又一遍呼啦着嘴的液体，有时直接就是鼻涕，然后，顺着那儿往上移动目光，盯着妈妈的大腿看，然后，他们就盯着妈妈臀部之间的部位看，眼睛一眨都不眨。可是，妈妈一点儿都没觉察到，她仍旧插她的秧。妈妈的姐姐蚕豆发觉了男人的目光，就立起身来，“呜嘟嘟——”，喊一声风，然后扭过身来大声说：你们看哪，腊狗子看秋官儿，看得眼睛滴血！
妈妈这才抬起头。妈妈的脸早已就变得绯红了。她仍然一声不吭地插着秧。妈妈的姐姐蚕豆低声对妈妈说：秋官儿，哈星都八岁了，你怕他个卵蛋。你还以为你在师范教书？他们敢这样，你就给我放开与他斗，你不斗，在这田里，好占便宜的男人还多得很哩，到时吃了亏你还不知道，你只要一炸呼，他们就不敢再看了。
妈妈听了姐姐的话，脸更红了。妈妈等了好一会儿，见腊狗子还傻乎乎地盯着自己，这才立起身子，擦了一把汗说：腊狗子弟弟，这……这田里，这么多人的…可以看，请你看看别人的……。
妈妈的话，惹得田里的女人、堤上的男人一齐放声大笑。这笑让她想到自己在师范里，给学生讲课的情景。在她的生物课上，经常爆发出响亮的笑声。不同的是，师范生的笑容天真无邪，没有杂质，而这水田里的笑声，混进了一股骚气，一直窜进她的肺部，让她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她只是担心，这种笑声，带着欲望，落进水田里，沉到秧苗根部，催生了这些庄稼，庄稼再把这些欲望带给粮食，粮食再把它们带给吃这些粮食的人。如此一来，这个世界就会让欲望无处不在。妈妈是学生物的，她懂得人与植物的关系。她当时确实有这种担心。
妈妈的姐姐蚕豆知道，栽秧割谷，男男女女在一起说骚话，装骚疯，是这个村子的习俗。蚕豆既知根知底，而且也是一名极为活跃的参与者。自从秋官儿从师范回来了，她就克制住自己的嘴，也克制住了自己的行为。她把精力更多地花到了妹妹秋官儿身上。
看到妈妈秋官儿从一名教师变成了一名农妇，哈星对爸爸就有了一种怨恨。他也怨妈妈不争气，她压根就犯不着为了爸爸的成份问题，闹得书都教不下去，让自己也跟着受罪。爸爸和妈妈都是师范毕业生，也都留校任师范的教师。不同的是，爸爸比妈妈早两年毕业，留校当了师范的团委书记。在妈妈即将毕业时，爸爸在成堆的女团员中，看中了妈妈。那时，身为团委书记的爸爸，正在处理一桩蚊帐事件。师范二年级的一对同学，在教室后面的蚊帐堆里约会。时间长了，那位女生的身体就变形了。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让她跑步。她只跑了三步，就停了下来，楞在那儿喘气，作呕。老师逼问她时，同学们都窃窃私笑。后来，才知道她快做妈妈了，事情才露了馅。作为做学生工作的团委书记，处理这件事情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爸爸肩上。为了稳妥，爸爸处理这件事情时，让妈妈代表学生会参与这件事情。爸爸还请了一位副校长参与处理。事情就出在那位副校长身上。妈妈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调查，正是这次调查，把一颗少女的心触活了，才有了她和爸爸的爱情。
调查蚊帐事件，无疑就是对当事人进行审讯。可爸爸却把一把椅子放到办公室中央，让那男孩儿坐下，还为他倒了一杯开水。副校长对爸爸的举动，露出不满的神情。他认为爸爸大可不必对一位近乎少年犯的学生这么客气，而应该用专政的态度和手段来对付他。可爸爸不。爸爸不仅让那个男学生坐在椅子上，还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而且，爸爸问话时，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爸爸微笑时，样子就很帅。妈妈永远记得爸爸微笑的样子。爸爸的头发，朝一边梳着，贴着耳根子上的头发，剪得很短很齐。我后来看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时，就情不自禁地说：那个乡村教师像极了我的爸爸。爸爸的脸很瘦，长长的，眼睛很大，鼻子很高，嘴巴很大，身体清瘦，穿一身中山装，中山装的上衣袋里，总是别着一枝黑色金笔。
妈妈坐在副校长旁边。她并不看那位少年，那位低她一届的校友。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爸爸。爸爸在她的目光里，清秀儒雅，挥洒自如，加上他的和蔼，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妈妈的心。一开始，妈妈只是对爸爸有一种好感，愿意和他在一起。此时的爸爸，心里也有数得很。他不仅微笑着，而且内心涌动着对妈妈的柔情。它们泄露到他的脸上和皮肤上，让他的脸和手，变得白里透红，升腾出一种红晕。因此，不仅爸爸的样子，就连爸爸的神情，在妈妈眼里，都变得很生动。加上副校长是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儿，把爸爸衬得更鲜亮。
…………
妈妈那时太单纯，太年轻了。从那间临时审训室里走出来，妈妈心中的委曲，实在忍不住了。她只想找一个地方大哭一场。可她没有别的地方去，就只有直奔学校对面那片山林。妈妈的心都憋疼了。她觉得受到了屈辱。她难以相信，比她小两届的校友，竟然在教室后面的蚊帐堆里，做出那么恶浊的事情来。让她更难相信的是，平时一幅正人君子模样的副校长，竟是那么下流，他一文一武，问得那么细致，那么深入，那么淋漓尽致，让她听了，都感觉受到了羞辱。更让她气愤的是，当团委书记哈金一次次把审问引上正题时，那位副校长又会千方百计把话题引到那堆蚊帐上面去。他对那件事情，简直如醉如痴。当他听着那些细节时，他的脸上荡出兴奋不已的神情。妈妈那时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淫贼。
妈妈在审问室里时，就气得想哭。妈妈无法表达自己当时的感情，只有找一个地方，痛痛快快流一场眼泪，才能消除心里的屈辱感。所以，妈妈一走出审问室，就直奔那片山林而去。妈妈的举动和神情，一丝一毫也没能逃过爸爸的眼睛。他把她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他把她的心情也摸得一清二楚。于是，当妈妈向那片树林奔去时，他就跟在了她身后。她翻过一道山峦，来到一个小林窝子里，伏到一棵树下，压倒了一片茅草，然后，就让泪水往下直滴。好像，那男生所讲的，就是她的故事，好像那些屈辱，全是泼向她的污水。爸爸心里明白，这都是因为妈妈心地太纯洁的缘故。妈妈的这些举动，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她还没受到污染。爸爸看到了这一点，他心里很高兴。他当时就决定把妈妈娶回家，让妈妈当他的妻子。于是，爸爸就坐在那个小山峦上，一任妈妈在那儿伤心。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爸爸来到妈妈的身后，他轻轻抱住了妈妈的肩膀。妈妈抬起胳膊，扑到爸爸的怀里。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了。爸爸对妈妈说：秋官儿，你所听到的一切，都只是那个小男生和那个小女生的事情，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妈妈抬起泪眼，看着爸爸说：可是，副校长竟然当着我的面，问那么下流的事情，真不知羞耻。爸爸又笑了，他说：那只是副校长的事情，也与你和我无关。再说，男女之间的事情，不应当是羞耻的，应当是美好的，只要他们之间有爱情，就是美好的，无论他们多大，处在什么环境里，只要他们真心相爱，都是美好的，因为他们对爱好奇，对对方好奇。妈妈听了爸爸的话，止住了抽泣，说：可是，我感觉到了可耻。爸爸说：那是因为你太纯洁，纯洁得容不下针眼大的砂子。
妈妈再次抬起头看爸爸时，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在那一刹那间，她的脸上布满了红晕。爸爸也久久望着妈妈，望着她那两粒樱桃一样的嘴唇。
三、粮仓与粮
妈妈到仓库干活儿了，我从心里为她高兴。保管员王克格从众多的妇女中间，只点了妈妈做他的助手，帮他收粮食，储粮食，妈妈真幸运。我打心眼里为妈妈高兴。可是，就是那下午的阳光，把我的高兴，消灭得一干二净。
在《黑痣》里，我大概是这样描叙那个场景的。我把那个场景写得很纯净，就像妈妈和爸爸第一次走进师范对面那片林子时一样。那天，阳光很明净。阳光里，一切都显得很明净。那是七月午后的阳光。阳光不仅明净，还非常有力度。阳光照在一席席粮食上，把粮食一转眼就晒出了芳香。那些席子上，晒着三种粮食，一种是小麦，一种是绿豆，还有一席，是花生。粮食晒在席子，席子铺在稻场上，一片一片一片，小麦是褐黄色的，绿豆是绿色的，花生是白色的。粮食总是这样，总是带着鲜艳的颜色，总是诱惑着我。尤其是那一席白花花的花生，最容易让我魂不守舍。
爸爸曾经对我说：花生就是植物生长出来的肉。所以，在透明强力的阳光里，我想吃肉。我想吃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每天每时每刻，都感觉得到关在肚子里的饥饿。我的脑子里，也整天想着能够有东西吃。人在饿着时，除了想吃，是什么都不想的。人饥饿着，记忆也不会很好。人只有在吃饱了之后，才会有一些多余的想法和生动的记忆。所以，我整天都在寻找吃的东西。我想了很多办法，去弄吃的。在我想了很多种办法之后，我想，妈妈到仓库做事情了，那儿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吃的。比如到了种花生的时节，队里就会把花生种发到每个劳力手里。为了防止人们把花生种吃掉，队长就让人把花生种拌上敌敌畏，然后才发到人们手里。可是，即使这样，花生种仍然会流失不少。有饿得实在没办法的，根本就不管那些敌敌畏，一边种一边一把把偷吃，结果当场就被药翻在田里了。妈妈也不例外，她从花生地里回来时，总会带上三五把带敌敌畏的花生种，我很远就会闻到敌敌畏的香味。闻到了敌敌畏的香味，就有花生种吃了。妈妈把花生种放到缸子里，用打了醋的水泡一阵子，然后，再放些碱进去，这样之后，她还不放心，又用清水泡一阵子。往往这时，我们根本就等不住妈妈做这些程序，早就抓了一把花生种，用水草草洗一下，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从此我喜欢上了敌敌畏的味道，喜欢上了那种毒药的味道。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敌敌畏的芳香，心里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感。
应当说，我还没有到达仓库，就闻到花生的香气了，哪怕它们被大量的小麦和绿豆的气味所包围着，哪怕它们只是一丝一丝地飘过来，哪怕它们显得很隐约，一点也不明朗。可是，我一翻过那座小山峦，一看到那块晒着它们的席子，就闻到了它们的香味。那可是纯净之极的气味。没有敌敌畏的气息，没有田土的气息，即使是阳光，也还没有在它们的身体里面真正停歇下来。在我眼里，它们被摊在席子上，简直就像白云一样美丽。一看到它们，我的脚步就飘起来了。就像初恋时看到心仪的女孩子一样，我全身发软，浑身紧张，手脚颤栗，心跳加速得快昏了过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飘浮到仓库的稻场上的。我满眼都是粮食，满眼都是阳光。整个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就连仓库旁边那丛竹林，也没有发生丝毫摇动。我一步步向那块晒花生的席子走去。我之所以敢向它们走去，是因为我的妈妈就在仓库里做事。我想，见了我，她或者那个保管王克格，无论如何都会以一种特殊而秘密的方式，塞给我一把花生的。这似乎是某种法则。然后，他们会让我回到家里，细细品尝那些花生。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境遇，理当如此。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的理由就是妈妈在仓库里做事。我去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神不知鬼不觉。
我来到了晒席前，看到阳光白花花的，在粮食和花生上奔跑。有一些阳光像锤子一样，把那些粮食砸得扎扎作响，像从几里之外传过来的鞭炮声。扎扎扎扎，呃呃呃，就像它们在欢愉地唱歌。它们就是这样，我越饿，它们就唱得越欢。我来到它们身旁，看到了它们快乐的情景。它们也看到了我饥饿的情景。我还看到了仓库的门。仓库的门紧闭着。我想象着，妈妈一定和保管员王克格在撮弄着我们全队人的粮食。我想象着，妈妈的头发上，脸上，也一定沾了许多粮食，还沾着粮食带给她的灰尘。我想象着，妈妈为了粮食，脸上一定有许多汗水，而且还湿透了她的头发，而她的头发里，也还有几许粮食。
可是，当我把眼睛转到到仓库门上时，我再次发觉，那道门关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多粮食晒在外面，没人看管，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凭着对粮食本能的保护，我不相信仓库里没人。这时，我不可能想到事物的另一面，想到粮食的另一面。否则，我就会远离那扇门。因为我只想到了粮食。于是，我向那道门走去。
从晒场到那道门，大概不足10米。
在这10米之间，有一片被石磙碾得像湖一样平的稻场，稻场虽是泥土的金黄，让太阳晒了之后，却更像水泥的坚硬。但是，泥土的属性不会变，人走在上面，仍然有一种松软的感觉，还有一种没有阻挡的感觉。当时我想，就是走在棉被上，也没有这样美好的感觉，就是走在床上，也没有走在这片地坪上畅快。走过这片10米长的稻场，就走到了仓库的屋檐下。屋檐下的檐沟，是雨水滴出的泥坑，一个一个，连成一排。迈过它们我就踏上了干檐。它比檐沟高10多公分，有一米宽。我站在了干檐之上。我看到了门的真实情景。门只是闭着，根本就没上锁。它告诉我屋里面有人。我想，一定是妈妈和保管员王克格怕外面的热气进来了，才将门掩上。我想，我应当不做声不做气地推开门，然后给他们一个惊喜。因为，妈妈到仓库干活了，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我这还是第一次来她干活的仓库。所以，因为是第一次，妈妈一定会很高兴我来这儿。
我猛然推开门。我看到一对赤身裸体的人。伴随着阳光泻进去的姿态，他们一起抬起头，望着我。王克格正对着我，那女的背对着我。我只能看清她的背和她的臀部。圆白而饱满。当她回过头来，让我看她的脸时，我的眼睛变得非常模糊，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但是，我很分明地看到了她脸上那颗黑痣。它像一只爬行的虫子，一下子就钻进了我的大脑里，钻进了我身上每个细胞里，让它们的每个空间，都记住了那颗黑痣。
我拉回仓库的门，一转身向家里跑去。泪水一下子就涌到了我的眼眶里。我根本就不想流泪。可是，它们没经我同意，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眶里了。此时，我只想尽快离开仓库，离开晒场，离开这些粮食，离开这些飘荡着纯洁气息的花生。我甚至想离开我身上的阳光。但是，我没忘记在那长晒席上抓了一大把花生。我把它们连壳一起塞进嘴里，还没咬烂就狠狠地吐到地上，吐了一路。我恨这些花生。因为它们沾着我的眼泪。我的眼泪，是通过脸流进嘴角，然后再沾到它们身上去的。
我一边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拼命地逃离身上的阳光。
四、乍浦路与马桶
我脚下是上海的乍浦路。
我走在乍浦路上，心里最想念的人，就是金玲玲。我想，我放寒假了，她也应该放寒假了。但是，我不能用更多的时间，去想念金玲玲。因为我到上海来，是来找王珐玲的。王珐玲的爹王克格就住在乍浦路上。这个消息是妈妈告诉我的。而我把它当着阴谋，一直记在我的大脑里。
乍浦路很容易找，就在苏州河边。乍浦路上，有一座小桥，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如果站在乍浦路桥旁，从北向南，望着对岸的夜空，望着那小拱桥上的昏黄路灯，加上雨中匆匆而过的人，那儿就会给我一种涅瓦河畔的幻想。我想，王克格的儿子选择这儿作为住所，与他是一个海员分不开。海员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天天能够看到水。我也是一样。我在江边上长大，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天天看到水。乍浦路很好找，找到了苏州河，就找到了乍浦路。但是乍浦路上的门牌号却不好找。乍浦路上有一排排法国梧桐树。法国梧桐树的叶子又宽又大，像我的手掌一样大。它们沿着街道生长着，把街上的小楼和门牌号全给掩映住了。妈妈没有告诉我一个确切的门牌号。她只告诉我，王克格住在这条街上。好在，乍浦路根本就不长，我可以从容地寻找。妈妈还告诉我一些信息，就是王克格的两层楼前，有一棵三十年代就种上的梧桐树，梧桐树杆被挖了一条深槽。妈妈说：那条槽是王克格刚到上海之后，饿饭时刮下木质吃掉了。妈妈说：法国梧桐，不像中国梧桐那样木质粗糙。法国梧桐的木质非常细腻，用它削出一根小棒头来，摸上去简直就像婴儿的手指一样嫩，从它身上刮下来的木质，有一种甜味，香气扑鼻。可是，那种东西吃进去容易，屙出来难。王克格吃了那玩艺儿，没几天就得了痔疮，接着就拉不出来。每天入厕，得靠他的老婆用木棍往外挑，挑得他杀羊子一样喊。这些都是妈妈告诉我的。妈妈说这些话时，好像她也吃过这种东西一样。妈妈说：王克格在家乡当保管员时，即使再苦，也天天都是白米饭，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罪。可是，他到了上海，以为奔上了天堂，还受这种苦。妈妈说这些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听了妈妈的话，极不耐烦，说：他不偷，哪来的天天白米饭？妈妈听了，顿时杏目嗔怒，大声说：哈星，不许胡说。我知道，我们家也吃了偷来的谷子。这是妈妈不许我胡说的原因。所以我就不说了。
我走在乍浦路上，寻找那棵大梧桐树。我看见每棵梧桐树下，几乎都有一户人家。那些人家，也几乎都是两层高的小矮楼，有的是木板房，有的是青砖房，房檐上长满了青草，青草在风里摇弋。它们把苏州河的水声拽了起来，接着河里的雾气也漫到街上来了。雾安顿下来之后，雾里就露出一只只船来。船是运送粪便的船，没想到它们却出现在如此诗意的风景里。船上坐着运送粪便的女工，她们怕雾水湿了头，一个个都用鲜艳的帕子，遮盖在头上，一二个人手里拿着竹杆，在撑动着船，其他的人都坐在船上，说笑着。这时，侬家软语也渗进了这条河的雾汽里。船拢岸了，就是万千马桶砰砰碰碰的声音。马桶一律由十六块弧形的瓦子拼成，构成了一个圆形的空洞，发出咚咚的空响，加上传递马桶的老妇呻吟感慨的声音，这些老妇总是对日常琐事进行喟叹，这是她们的属性，交织在雾中，让整个苏州河和乍浦路，在这些声音里飘浮。
妈妈告诉过我，上海的马桶，是一大风景，整个上海就有八十万只马桶，一直充当着下水道或化粪池的功能。马桶的队伍，从街道上的梧桐树下出发，像游龙一样，游到船上，然后重新回到梧桐树下。马桶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脏。相反，它很光洁，很闪亮。它们身上，几乎都打着金黄的桐油，即使天天沾染着屎尿臭，可是，一旦它们回到了梧桐树下，会重新变得光洁如初。不过，这全部得益于那些老妇人的手。她们会一遍遍把它们擦洗得一尘不染。这是她们每天的活儿。因为每天干着这些活儿，她们比谁都爱喟叹。
每棵梧桐树下，几乎也都有一只煤炭炉。煤炭炉旁，也都有一小块条石，条石上面，也都堆着一小堆像火柴一样的柴禾，它们是用来引燃煤火的。我来到乍浦路上时，天刚刚亮，乍浦路上家家户户都在梧桐树下生火。苏州河的雾刚刚散去，又从梧桐树下升起了一柱柱白烟。白烟好像是梧桐树释放出来的，一会儿，就将整个乍浦路变成一条烟雾笼罩的街，连走在街上的人影，都变得影影绰绰。
这些，都给我找那棵树增加了难度。
我来到一棵梧桐树下。相对而言，这棵树比其他的树都粗，只是树上没有深槽，但是树杆上被钉满了大门斗钉，上面挂着一根洗把，一把扫帚，还拴了一根晾衣的线。树下有一位老太太，正在忙着她的煤炉。她没有白发，头发很稀，头皮都露在了外面。她用力抿着嘴，回收着脸上松驰的肉，用一根铁棒捅着炉子。她每捅一下，炉子里就冒出一股白烟来，呛得她眯着眼睛。我走到了她跟前，她都没看见。我就像是她孙子一样，亲切地叫她婆婆，问她认不认识一个叫王克格的人。老太太嘴里叽叽哇哇说了半天，我连一个音也没听懂。但是，我看清了老太太嘴里没有一颗牙了。老太太的牙床，像婴儿一样红。老太太听不懂我的话。我谢了她，继续往前走。我决定问一位中年人，而且要问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可是，我问了几位，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个叫王克格的人。有位好心的大妈建议我到居委会去看看，说居委会的老俭妈，对这条街道什么情况都知道。我就来到居委会。居委会门口有一棵又粗又大的法国梧桐，已经老得不行了。树杆上有上十处虫洞，树质在开始腐败。而且，树杆上，还有一道深槽，里面纵横驰骋着一队红蚂蚁。看着那些奔忙的蚂蚁，我突然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家的蚂蚁也是红色的，也是这么一队队地忙碌着。那种情状几乎一模一样。
居委会的门，正对着大梧桐树。门已经陈旧得发黑了。门框的木板也黑得看不见原色了。倒是那木纹，像老人腿上的青筋，爆了出来。门牌号上，糊了一层厚厚的油烟，几乎看不出一点蓝色来，全是黑色的。
我走进去。屋子里很窄，一点也不像一间房屋，倒像一条走廊。走到里面，才看清，有二位大妈，坐在几张发黑的桌子前。有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只茶杯，茶杯下面，垫着一张报纸。我进去时，她们正在讲着各自儿子的事情。我没听清。那位胖一点的大妈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王克格，你是老俭大妈吧。她说：我不是，她才是老俭大妈。我这才看清，坐在最里面的还有一位大妈。她个子很小，身体很瘦，正在读一张报纸。她脸上的皱纹很密。原来屋子里坐着三位大妈。我走到老俭大妈跟前，说：老俭大妈，真是对不起，刚才没看清。老俭大妈说：没啥，外面亮，进了屋不适应，一会儿就好了，大白天把电灯亮着，费电。我说：是，是，老俭大妈，我想向您打听一下，你们这条街上，有没有个叫王克格的人。老俭大妈放下手里的报纸，喝了一口茶水，大声对另外两位大妈说：毛毛妈妈，二巴子妈妈，都过来，过来给这位小伙子拎拎清，看看我们乍浦路是否有个叫王克格的人。那两位大妈围了过来。老俭大妈说：先说说，你们是无是认识这个叫王克格的。她们两人都说不认识。老俭妈就说：那好，我们就从一号开始，一一排一下，看看对无对得上，一号是张阿宁家，二号是李西贡家，三号王顶替家，四号是……她们排这些枯燥无味的名单时，我就坐在一旁，想着金玲玲。金玲玲放假了，她在做什么呢，她不知道我来上海了，也不知道我会为了找一个叫王珐玲的人，跑这么多路。她要是知道我为了找一个叫王珐玲的女人，跑到上海来，她会不会生我的气呢。我想，她要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她一定离开我。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她封锁了一切关于王珐玲的事情。我只是在信里，对金玲玲说，我得到上海学习一段时间，时间有多长，我没告诉她。然后，我只身来到了上海，这不，现在就坐在乍浦路居委会里，让三位热心的大妈帮我查找我所要找的人。
三位大妈把整个乍浦路上的住户筛了一遍，还是没有筛出我所要找的王克格。她们对我露出了惭愧的神色，好像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安慰她们说：大妈，不要紧的，找不到不要紧的。老俭大妈说：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多大年纪，你多说一些，让大妈帮你再想想。我说：王克格和他的老伴儿是从乡下来的，他的儿子是个海员，他还有一个女儿，叫王珐玲，现在大概二十多岁了吧，他们家门口，有一棵老梧桐树，树上有一个深槽。
哦？三位大妈听了我的话，屏住了呼吸，睁圆眼睛，相互望了一眼。老俭大妈突然笑容可掬，说：你说的这个地方，不正是我们居委会这间房吗。哦，我的妈呀，怎么就忘记了说这户呀。另外两位大妈听了，也一齐欢呼起来：哦，我的妈呀，我们这不正是拿着东西找东西嘛，我们怎么这么胡涂了呀。老俭大妈和她的伙伴大笑起来。笑好了笑够了，老俭大妈才对我说：小同志呀，原来你要找的地方呀，就是这间房，可是呀，王老汉一家呀，早在一年前就搬家走掉了。他们一家呀，搬到北京去了呀，具体是什么地方，让我给你查查看。说罢，老俭大妈又呼呼地翻起记录本来。另外两位大妈也凑拢去，帮着她查找。突然，老俭大妈哎呀呀叫了起来，大声说：小同志呀，你运气真好也，找到了，这上面写着北京木樨地，真不好意思，大老远的，让你白跑了一趟，连人影儿都没见着，你要是来之前写封信问问，就不会跑冤枉路了。你还是到我们居委会办的乍浦旅社住上一晚之后，回家去吧。
等老俭大妈说完这些话，抬起头看人时，我已经走到乍浦路上了。老俭大妈沉下脸，骂道：小赤佬，连声谢谢都不会说。此时，我站在乍浦路的小桥上，看着苏州河水变得明亮多了，一丛丛河水往外流去，我一点也辩不清它们流动的方向。可是，我最清楚不过的是，王珐玲现在正在北京。而北京，则在上海的北方。我一定要到北京去，即使北方已经是零下二十多度了，我也必须到北方的北京去。
五、雪与木樨地
一下火车，北京给我某些印象，是满眼的雪。公路上，铲雪车像某种工地的忙碌景象。风夹着雪籽，像烧红了的烙铁，一挨到脸上，滋地就会冒出一团白气。我像在火海里奔跑一样，与梅花鹿在森林里逃跑很相似。包括姿态和身上的肌肉运动的方向，也都非常相似。这是命运的相似。我跑到一辆出租车跟着，钻进车里。车里很暖。司机是个女的，胖胖的，四十来岁，戴着防护镜。车里很暖，但是，她嘴里依然吐出一条白纱来，白纱的尖端，总是不断的擦拭着方向盘。她见我坐好，望了我一眼，就起动了车。车在二环路上跑起来，车的轮子在雪上发出滋滋的声音，在车轮接触雪的一瞬间，把它们变成泥水。我听着它们变成泥水的声音。车往前走了一段之后，女司机再度望了我一眼。她望我一眼的眼色，很单纯，即使她是位风韵犹在的中年女人，可是，她看我的眼色，让我感觉到一种单纯。我知道自己没有让人一见倾心的外表。对女人，我必须勾引，才会让她们中招。这是我的属性，外表的属性，内在的属性，还有气度的属性。她望了我一眼之后，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她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见她没有任何表情，我也没有任何表情。我说：我怎么啦？她的声音很低，与车外被雪压弯的树枝一样低。她说：你上了车，以为就到你家了，气儿也不吭一声，还没怎么啦？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看着她的唇线，她实际上很美，只是让她嘴唇的动作掩盖了而已。我说：你想要我说啥，你想听啥？她说：我啥也不想听，可你这人儿，就不能这样。我学着她的腔调说：您想干啥啊，我坐您的车，还得给您请安呀，您难道是满清八旗子弟不成？
见我这样说，她笑了一下，她的脸像车外面雪地上的光，把她的脸显得很白，像二百克的铜版纸一样白。她说：你这个同志，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我说：什么真不明白，假不明白，我是真假都不明白。她听了我的话，耐不住面子了，把车往一棵树前一停，一坨雪从树枝上落下来，刚好砸在她的车盖上。她并不心疼她的车，她对我挥挥手说：好好好，你不明白，你下去，下去，年纪轻轻的，一点儿都不地道。
我望着她笑。在望着她笑的那一刻，我又望着街边上一排树上的雪笑。然后，我对她的方向盘说：我怎么啦，你赶我下去？她也望着我笑了一下，又望着车外的雪笑了一下，拍拍方向盘，说：你年纪轻轻的，不能这样，你已经坐了一公里地儿了，还没告诉我你要到什么地方，北京哪有你这么打车的，我开了十几年出租，还是头一回儿遇到。
我收起了笑容。我知道，我所要去的地方，我必须告诉她，而且非说不可。一想到木犀地，我的身体就变得柔软起来，像爬一座陡岩前的感觉，心是酥软的。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旦我真正来到北京，来到二环路的出租车里，即将要走到王克格的女儿王珐玲面前时，我会变得如此紧张。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幻想的事情，终于有了面对的时刻，自己却变得软弱起来。我对女司机说出木犀地时，我把她当作了自己的精神依靠。我想，没有她和这辆车，我会不会转身回到南去的火车上呢？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女司机听了地名，才笑了。她挂挡的动作很小，让人不易觉察，车起动起来，也让人没有任何感觉。车又往前动起来，车轮再次把雪辗得滋滋作响，我和车一起，变成了在大火里奔跑的鹿。
我在棉花宾馆前下了车。女司机很热情地向我招了招手。她在看我最后一眼时，眼睛里仍然很平淡。她的车和她的眼光，调头汇入了雪地里的车流里，即使车流变得很稀疏，我再也难以把她从中找出来。我在心里想，也许我能够找到王珐玲，也许和去上海一样，连人毛都见不到。这是我的结果。我的结果，总是不固定，就像我的行程一样，没有固定的期望值。棉花宾馆的住宿费很便宜，126元一夜，还是标准间，有暖气，有电话，有厕卫和淋浴。但是，床和柜子都有了一些年头，上面一律写着“北13棉”。我不明白这里面的含义。但是我明白，在北京的宾馆里，可以任意打市内电话，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点。在我的旅行包里，有一本厚厚的北京电话号码簿。进了标准间，我先是很痛快地洗了一个澡。要知道，在火车上，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好好洗洗自己的身体了。洗澡可以增强人的自信心。这是每个南方人心底不愿意说出来的话。我洗了一个澡，信心就足了。我躺到床上，开始查阅木樨地一带的电话号码。这儿的住宅电话密密麻麻，那些人的名字就像一只只排在那儿的蚂蚁。我在里面寻找着王克格或王珐玲的名字，然后在他们的名字下面，重重地划上一根横线，作为记号，把他们圈在我的视线里。做完这些工作，我累得脖子都酸了。我清了一下，总共有67个王克格，103个王珐玲。重名多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两个字的重名，就显得更为突出。我在找这两个名字时，希望他们越多越好。当我给他们打电话时，我就希望他们越少越好。刚开始打电话时，我希望尽快把这些名字打完，可是，当我打到一百多个，真正的王克格和王珐玲还没出现时，我就害怕把他们打完了。这时，我希望王克格和王珐玲越多越好。可是，事实上，真正的王克格和王珐玲只有一个，这是我的结果。我所必须寻找的结果。
我最终拔通了一个号码：67288881。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号码，看上去，里面早就躲藏着一位美女，静静等待着我的来临。我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到这个号码的奇妙。我甚至疑心王珐玲就躲在这组电话号码后面。话筒里一个很慵懒的声音对我说：“你好！”这个声音很低沉，也很沙哑，像没有睡足的感觉，还有一丝风尘的味道：“小王，请问你找谁？”她的声音很迷人，对我有一种诱惑。我说：“木樨地派出所，向你打听两个人，你叫王珐玲吧，你父亲是不是叫王克格？”对方说：“我不叫王珐玲，王珐玲是我儿子的姑姑。”这是个新情况。我问：“她爸爸是不是叫王克格？”对方说：“你还是等她回家了，问她自个儿吧。”说完，啪，电话挂上了。我在67288881上又添了一根横线。我知道，自己要找的人，也许已经找到了。这时，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外面的雪，依然在无声地下着。
我头昏脑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冒了。我可不希望自己在北京患上感冒。我躺到床上，倾听窗外和屋子里的声音。这时，我听到门外有女人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是风在撞门。街面上，还听到一辆马车从雪地上辗过去，细一听，原来是铲雪车发出的磕磕声；还有人跌倒的声音，扑扑，原来是远处的树，挣脱了冻僵的雪，让它们轰然跌倒的声音；雪雾突然大起来，一些人影在跑动，街雾静下来，原来，那又是一些没有树叶的刺槐的影子。这就是北京风雪之中的街道，风雪之中的木樨地。我后悔在这个该死的李节，来到这儿找王珐玲。我更后悔的是，我已经没有余地，为自己的行动寻找退缩的理由。
中午的时候，窗外的风与窗外的雪，歇了下来。风开小差了，雪飘落的姿态，就显得很悠闲，飘飘荡荡，只是在临近地面，临近它的伙伴时，冲刺一下，深入到它们之中。路人大都把头包着，只露出一副有色眼镜，像在盲人的世界里行走。雪是一幅画，树木和街道是一幅画，行走的足迹，是留在这些画上的诗句。因为没有北风，和它卷起的雪尘，加上我躺在窗前，面对木樨地的街道，我心中便有了诗意。想一想，只有北京的雪，才是真正的雪。
下午，我在电话里找到王珐玲时，王珐玲已经脱衣服睡在床上了。她接电话时，我听到了她的牙齿打架的声音。我也发起冷来，我的上下牙也像她一样，磕得咯咯直响。只有寒冷，才会让我的牙这样动作。我做了很多次实验，试图在温暖的环境里，让上下牙发出这种咯咯的声音，可是它们总是节奏缓慢，而且毫不连贯，而且没有多少生气，就像倒在战场上的马，马蹄与地面接触，永远也没有奔腾时的格局。王珐玲也是如此。寒冷让她的牙变得异常热闹，似是万马奔腾的蹄声，通过冰冷的电话线，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让她不要挂上电话，穿上了衣服后再来。她放下话筒，我也去拿衣服。在我的想象里，她似乎穿着一身白纱裙，风一样飘过来，然后重新拿来起话筒。她还没从寒冷中缓过气来。在抓起话筒时，她说了句“该死的北方！”她的话音里，带着深深的江南口音，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她三岁时的情景。虽然她那时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很模糊，但她给我的某种感觉，早就驻在了我心中。她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和一个陌生人说话。我在电话里告诉她，在她三岁时，我不仅抱过她，还背过她，甚至还有一次，我们用竹杆抬着她，翻了三条岭。至于她三岁时，我是否抱过她，背过她，我没有一点儿印象了。但是，这些故事，现在全是我编出来的，像一些小说家虚构小说一样，我即兴虚构了一些细节，她全相信了。她在电话里开始叫我哈星哥哥了。我听了，心里很受用。我想，过去我勾引那么多女孩子，就是为了积累经验，能够用在王克格的女儿王珐玲身上。今天果然见效了。
我们约好在木樨地39号一个工薪餐馆里见面。我想，那儿肯定是她经常光临的地方。不然，她不会很熟稔地提到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北方，玻璃窗很大，里面坐满了人。人陷在热汽腾腾里，外面是寂静的雪。北方的雪夜，并不像南方来得那样早，而是很迟缓。我临窗点了一个座位，望着门外来来往往的人，期待王克格的女儿王珐玲出现。
这时，我再次感觉到自己很紧张，甚至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寻找王珐玲是我蓄谋已久的事情。蓄谋已久的事情，一旦来临，往往令人陷入一种虚幻之中。因为蓄谋这件事，我从没蓄谋过其他事情。所以，我蓄谋其他事情的经验，几乎是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安慰自己的心灵，好让它在等待王珐玲出现的这段时间里，变得平静一些。我的心是柔软的，这是紧张与恐惧使然。面前的桌椅，根本就不足以让我的心灵去挨靠，我就用双手撑着头，想让头与心建立一种联系，好让我的手指联系我的血管，再联系我的心脏，再让心脏把这种柔软关住，不让它恣意流走。
等待王珐玲的每一分钟，是我这一生中最长的时间单位。等待变成灰色视线。天地间有一只小鸟，在雪与树之间飞来飞去。它没有歇脚的地方，所以，它就只能永远不停地飞着，直到精疲力竭，从空中坠入雪地里冻死。这就是冬鸟与雪地的命运。我把许多女孩子都当成了王珐玲。我的血液，伴着她们的脚步，时冷时热。当她们从雪地里出现时，我就胸口发紧，呼吸急促，血流加快。当她们的脚步从门口离去时，我又失望得差点儿昏过去。
就这样，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时，王珐玲才出现。
六、王珐玲与金玲玲
春天里，王珐玲来到了我的身边。
一切都按照我的预谋进行着。午后，王珐玲的微笑，春天的沉闷与燥热，帐子里的床，出人意料的苏州内衣，洁白的皮肤，等等，像迷宫一样的欲望在迷宫里痛快释放。此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王珐玲像妈妈一样，把我抱在怀里，用她的爱抚慰着我的仇恨。
王珐玲只在我这儿呆了三天。而这三天，她是在沉醉的芬芳里度过的。而我则是在释放仇恨的快乐中度过的。直到她坐上北去的列车，我依依不舍地送别。然后，我一转身就大声狂笑起来。笑完之后，我大声对着空气说：王克格，你的宝贝女儿也有今天！
转眼暑假到了。金玲玲说暑假到我这儿来的。放了假，我就在学校里等待她的来临。金玲玲告诉我，她坐着轮船来。在王珐玲走后的时间里，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金玲玲能够来到我身边。于是，从放暑假的第一天起，我天天到码头上等待金玲玲来临。我看着船进港，看旅客像蚂蚁一样，从轮船里涌出来，看着所有的旅客从我眼前一一走掉。然后，我没精打彩地回到寝室里，给金玲玲写信。我天天到码头上去接她，天天接不到她，就天天趴在床上给她写信。我想，等她来了，我把这些信给她看，她看了，就会死心蹋地地跟着我，和我过没有仇恨的幸福生活。可是，一直到8月初，我始终没能把她接来。
事实上，从夏天一来临，我就没有了金玲玲的任何消息。先前，我是一周给她写一封信，她也一周给我回上一封信。可是，春天结束了，到了夏天，她就没有了任何消息。我一边上课，一边每天给她写信。我在信里一遍遍叙述我春天的生活，从每天早上起床，到每天入梦，我把我的生活描绘得纯洁无比。我将我与王珐玲的故事，在信里掩盖得丝严缝合。在我的信里，看不出有半点王珐玲的痕迹。
可是，夏天一到，金玲玲一下子杳无音信。金玲玲把我的暑假弄得非常紧张。即使我感觉到了希望已经逝去了，我依然每天到码头上去接她。我接不到金玲玲，便在一个下午，只身到金玲玲那儿去了。我一去一回只用了三天时间。可就是这三天时间，结束了我与金玲玲的关联。而且，就是在这三天时间里，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不可思议的事情。总之，金玲玲让我丧失了生气。
即使在北京，王珐玲也嗅到了我身上的死人气息。王珐玲很快再次来到我身边。她说：她休假了，她可以陪我度过整整一个月时间。她说这话时，我正切着土豆片。她的话让我的手指鲜血直流。王珐玲见了，当即就流下了眼泪。她撕破自己的衬衣为我包扎。她做这些时眼睛里含着疼痛的泪水。
而后，我坐在床上，看着她的背。她说她从没做过饭。可是，为了我她拿起了刀。她切土豆片的声音比我还慢。咚，咚，咚。像老牛的脚步。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声音离我很远。她会不会做饭，实在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在我心里只装着金玲玲。金玲玲是我的爱情，是我的面包。即使王珐玲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这儿，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在我心里住下过。我的心房，让一个金玲玲住着。但是，王珐玲决定在我这儿住上一个月。一个月已经让我感觉事情背后的实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质呢。我心里已然非常清楚。
接下来，王珐玲就给我洗衣服。这是令天下所有单身汉感动的事情。还在读书时，一些暗恋我的女生，最经常的行动就是为我洗衣。她们看见我端着洗衣盆走向水池时，就会来到我的旁边。我也会心照不宣地把衣服放在那儿，然后去打上一场球。回来时，田螺姑娘已经把我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我只需把它们晾一下就行了。因此，对男生而言，哪个女生为你洗衣，哪个女生把好菜好饭划进你的饭碗里，就标志着他成了那位女生的暗恋者。现在，王珐玲这样对我，让我感到了不安。
晚上，我们躺在河边的草地上看星星。星星被夏天的乌云遮住了。我的手也遮住了王珐玲的脸。我摸到了她脸上的泪水。她说：我明天就走，可是我真不愿意走。我没做声。我想，你实际上不想离开我半步。以前，很多女孩子离开我时，就会流很多泪水。她们以为泪水是她们的武器。可是，泪水在我眼里只是一种液体，需要用柔软的物体擦拭的液体。不过，夜晚里的泪水，无须擦拭。我任她的泪水流着。我想，天上的星星一会儿就会透过云层，来安慰她的面庞。而我的心境会依然是厌倦的。
我对王珐玲说：过上上十天，你头下的草，就会长得更壮了。它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受到水分滋润了。今天，你重新给了它们水。王珐玲说：哈星，在你眼里，它们难道仅仅只是水吗？我说：它们除了多一些盐分之外，与别的水没有什么区别。王珐玲站起身来，向河流走去。我看着她走过河堤上的水泥栏杆，看见她撅起屁股，像一只鹿一样，翻过那道栏杆，然后走到河滩上。沙滩渐渐变成湿沙滩，然后，就是一半河水一半沙滩，然后就是河水。王珐玲向河里走去，水开始漫湿了她的裤脚，然后是她的腿，然后是她的臀部，然后是她的腰身。她做这些时，我跟在她身后。当河水能够抚摸到她的乳房时，我说：你的作法并不新奇。她没听，继续着她的脚步，水把把她越吃越深。我突然大声对她说：在你来这儿之前，我和你一样，从船上跳进了这条河流。王珐玲转过身来，望着我。她的眼睛在星光下闪光。河面上突然吹来一阵风，我的眼睛一下子看不清她了。
当我们重新回到草地上时，王珐玲穿上了我的衣服。我看着天上的星星说：就是这条河，我曾经想让它杀掉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想。王珐玲说：不，我只是想让自己冷下来，让自己冷下来之后，我想看看自己还是不是像先前那样爱你。我笑笑，说：我误会你了，这个世界，除了我一个人为了爱情想到过自杀之外，早就没有第二个像我一样的傻瓜了。王珐玲说：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你能讲给我听听吗？
我便把我的什么都讲给王珐玲听了。包括我父母的爱情，包括我在仓库里看到了他父亲与那位有着一颗黑痣的女人的事情，包括我到上海到北京找她的阴谋，包括我和金玲玲的故事，甚至包括暑假里我从金玲玲那儿回来，从船上跳到河里想让河水杀死我，客轮为了救我整整耽误了一个小时的航程。总之，我把事情全都告诉了她。
王珐玲听了我的话，很长时间没做声。
七、王珐玲与妈妈
王珐玲说：不管你还要不要我，我都得到你老家去一次，我想去看看你的妈妈。我不同意。我不想让妈妈知道我所做的一切。王珐玲向我保证，她以女友的身份出现，绝不泄露半点秘密。但是，我仍然不想把她带到妈妈身边去。
王珐玲要求了一百次，我才带她回到妈妈身边。妈妈从我和王珐玲一进家门，就用疑惑的眼睛望着我，让我在她的目光里忐忑不安。
我没对妈妈说王珐玲是谁。我只是说，她是我女朋友，在北京工作。可妈妈始终没放松过对我和她的监视。最让我难受的是，晚上睡觉，妈妈竟让我和她天各一方。
一天早上，妈妈终于追问起王珐玲的身份来。面对妈妈的眼睛，我实在没有勇气对她撒谎。我只好老老实实告诉妈妈，她是王克格的女儿王珐玲。妈妈听了我的话，当时脸就白了。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然后，妈妈就浑身发冷，躺在床上，盖上三床被子，还禁不住直打颤。我不相信，在三伏天里，妈妈会如此寒冷。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在三床被子里，还是冰凉冰凉的。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妈妈才会这样。妈妈的牙齿打着架，对我断断续续地说：你们再不能沾一下边！你们不能！妈妈说这话时，加上她的寒冷，几乎是咬牙切齿的样子。
三天之后，妈妈坐起来了。她背靠着那三床被子，脸上早就不白了，而是糊上了一层黑。妈妈让我把王珐玲叫了过来。当着王珐玲的面，妈妈告诉我：王珐玲是我的亲妹妹。
事情正像所有因果故事那样，历史和现实让我的父母与他们的子女，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事情并非我所看到的那样简单。妈妈与王克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爸爸身上。这也是爸爸去坐牢的原因。按妈妈的叙述，保管员王克格与妈妈秋官儿的事情，最先败露在王克格的妻子羊草手里。羊草不是好惹的女人。在家里，羊草叫王克格跪扫把，他就跪扫把，让他朝东，他不敢朝西。羊草在妈妈老家，是出了名的悍妇。不仅王克格怕她，就连生产队长都惧她。王克格偷了队里的粮食，被民兵发现了，队长不得不撒了他的保管员职务。可是，羊草跑到队长家堂屋里，骂了一天一夜，队长只好把她男人王克格的职务又恢复了。所以，羊草从此在家里家外，更是不可一世。其实，羊草能够有今天的霸气，就只凭了一点，她家是赤贫成份。就是这一点，让她把目光瞄准备了我爸爸哈金，然后做出了报复王克格的事情。起初，羊草一点儿也没想到，爸爸当了半年农民之后，仍然是那么清秀英俊。以前，她看着爸爸那俊秀样儿，总是在心里说，美着你吧，一个月就把你变得比我家男人还丑。可是，事情并没有按她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相反，爸爸因为劳动增添了血色，变得更像一个男人了。可以这么说，几乎整个生产队里的女人，只要还有一丝向往的，几乎没有不把爸爸当成她们羡慕的对象的。很多时候，一方面她们在嘴里嘲弄爸爸做活路时的无能，另一方面，她们却在心里暗暗怜悯他，恨不能夜里把他抱在怀里，像心肝一样疼爱他。
长得五大三粗的羊草，自然也不例外。她在别人面前，一幅海天海地的样子，可是在爸爸面前，却显得有一些忸怩，还有一丝羞涩。当她掌握了妈妈秋官儿与王克格的事情之后，她并没像往常那样，大张旗鼓地去捉弄王克格，而是对他更好了。她只是在心里开始等待。挖苕的季节到了。我家周围是一大片苕田。分苕是按堆分的，每家一堆。那天该羊草清堆数。这时，我们家快断顿了。我们都眼巴巴地等着这一堆苕下锅。羊草很清楚爸爸哈金的心情。她在我家山头故意清漏了一堆苕。晚上放工时，她就躲在苕田旁的竹林子里，看着爸爸分两次将那堆漏掉的苕背回了家。
第二天一上工，队长就说：昨天少清了一堆苕，谁偷了，自己坦白。队长说这话时，羊草用眼睛盯着爸爸，把爸爸的脸盯着红一阵白一阵。放工时，爸爸因为心情惭愧，走在收工队伍的最后面。羊草也扼到最后。当他们走进竹林里时，羊草对爸爸说：哈金，你昨天做的事情，我都看到了。爸爸抬起头，看着她问：你想怎么样？羊草说：你得依我，你不依我，我就告诉队长。爸爸说：我怎么都不会依你，我依了你，对不起秋官儿。羊草说：你偷国家的粮食，我告诉了队长，正常人都得挨斗，你一个四类份子，不让你去坐牢，我不叫羊草。爸爸不做声了。羊草得意起来，说：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是依了我，我就告诉你。
…………
爸爸哈金与羊草有了事情后，简直就变了一个人。他成天沉默不语，甚至和队里的老农民一样，背起长烟锅抽起了老旱烟。直到三个月后，羊草怀上了王珐玲，王克格才知道自己的女人报复了他。他和队长商量了几个夜晚，然后让军管里的人，以爸爸哈金偷盗国家战备粮的罪名，将爸爸带走了。
三年后，王克格觉得世道在开始变化了，心里不安起来。为了躲避那段历史，他决定在爸爸回来之前离开老家，跟着儿子到上海生活。妈妈为了给爸爸评反，到上海找他取证之后，他又跟着儿子迁到了北京。在北京，我重新找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了。我跟他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见。他与我打招呼的方式，就是点点头，指指耳朵，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去了。
八、我与梅妞儿的阴谋
王珐玲走后，我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五年后，我重新找到金玲玲。我们像老同学一样相处。在她的暗示下，我提到了我们的从前。可是，她只是说，一切都怪我们没有缘份。即使我把她带到一座无人知晓的别墅里，我狂热地吻着她，想唤醒她的某些感受。可是她很冷谈，把我推得远远的，不让我碰她。我问了她一千遍为什么。她始终没有告诉我原因。
在一次同学会上，梅妞儿主动向我讲了实情。她说，是她写信把我与王珐玲的情况告诉了金玲玲。也就是说，我与王珐玲的事情，不仅伤害了王珐玲，还伤害了金玲玲，而且，还伤害了处在暗处的梅妞儿。因为她一直爱着我。
而我，除了自己，谁也没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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