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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里正放着或舒缓、或悠扬、或欢快、或抑郁的小提琴曲，这是九哥刚从日本寄来的由他演奏的小提琴曲CD光盘。听着让我无法言说的美妙音乐，心里想着九哥信中提到过的他的“极度孤独”。
几天前，在九哥的信中，他诚恳地说：“极度孤独”是他的一个“致命缺点”。那时，九哥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和“孤独”沾不上边的，他的机智幽默、他的热情澎湃总能在我们的交流中给我带来欢乐。
他说，他喜欢做“国际人，交世界友”，我说：“很早以前，在我的心里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了国界的分别。”所以，九哥的话我是非常理解也感同身受的。又后来，我形容九哥的某些文章象喜剧大师卓别林的电影那样搞笑滑稽。九哥说,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在笑声中表达人类的痛苦和挣扎。
是的，其实，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刚出版的九哥新书“提琴夫人”里，我读到了一幕幕在欢声笑语中更断人肠的故事。
在那篇“明天的鸟粪”中，九哥在缅怀一个刚刚过世的善良勤恳的日本老人，他这样写：“当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一一向家属问候，轮到我们时，由佳利突然喷出股泪，我虽然避开了对方亲属的眼睛，也差点没咬破嘴唇。”“由佳利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问：‘鸟羽老人去他界你也很伤心吗？’‘那老人叫什么？鸟羽！......怪不得他那么喜欢鸟粪。’”文章结束。
在“野藤蒿的阶级斗争”一篇中，他写：“关于王部长一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胖哥参加了红卫兵，和小将们一起造自己老子的反。王部长被捆起来，戴上高帽子挂起大牌子游街，（由于大牌子太重，实在走不动时，只好轮流由父亲代替他挂着）。游街队伍经过一个大池塘时，王部长一时想不通，喊着：懛戳耍戳耍戳恕当众，一头栽进池塘里......牺牲了。”“王部长曾经是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小鬼。他身经百战，多次死里逃生。开会时，总喜欢露出他腿上背上的枪伤。而那天，当他正享受自己用九死一生换来的幸福时，却选择了这条近路。”......
九哥的文字作品，正如台湾出版者在他的新书“提琴夫人”的封面上所写：“丰富的阅历，特殊的经历身份，使他得以游走于各个不同的文化间，时而窥探东瀛异象，时而返观故乡人情，淋漓尽致地解剖人性，锐利与细腻、幽默讽刺与悲天悯人，看似矛盾的元素在他笔下融合成和谐而余韵无穷的奏鸣曲。”
九哥在和我交流中也坦诚自己的“多重人格”，也许，正是这种“多重人格”才使九哥能在他的文字作品里表现出那么丰富的内涵和韵味。
尽管如此，从他的大部分作品里还是无法了解九哥所说的“极度孤独”。我问他：“你说的极度孤独是因为你的精神世界太丰富，以致于难有人与你进行懶挠胄膾的交相辉映吗？”还没等九哥给我答案，我从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
在“中学毕业那一日”一文中，九哥写道：“小提琴的世界像座山，越往上爬圈子越小。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千辛万苦，飘洋过海披荆斩棘，我终于爬到了只剩有稀稀拉拉的境地，而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深山怪类，存在于极度的孤独之中。
除了艺术的世界，生活在西方、那个讲究个性、绝对自由的社会，开始还如鱼得水。时间长了，才逐步感到自己是置身于感情的沙漠......那是些连当人面被抢劫或刺杀都无人问津的社会......在那些靠录象带里的陌生人伴随入睡的岁月，中学同学们那种家庭式的友爱、把他人的闲事当私事的责任感，还有那场甜蜜的批判会，会经常再现在我的美梦里。
......
兴许是为了找回这种失落，十几年来我不断搬家，不断上学。最后发现，我已经逛荡了三十多个国家，游历了十八所大学。除了再找不到什么地方好去，我也到了不好意思再坐在教室里的年龄。于是又想起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懣嗪Ｎ薇撸赝肥前丁
终于，还在呼吸的我，感觉到了窒息。为了存在，1999年，不惑之年的九哥再度留学上海，厚着脸皮当了戏文系的旁听。从头越、我捡起丢了十几年的中文，翻出一个世纪未见阳光的中文书籍字典、交起以前懳抑形牟缓脪而敬而远之的中国朋友、当起中文作家来。”
也许，那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孤独；也许，那是“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孤寂。更也许，追寻着的灵魂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根，寻找自己的家园。
在我孤独时，写作之于我，已经变成了挽救我灵魂的精神药方。那么，对于九哥，写作又会是什么呢？他说：“谢谢写作，让我回到凡间。我又重新欣赏大海、享受太阳，又开始津津乐道地品尝着人的韵味。”
精神世界的浩瀚与博大，情感世界的丰富与向往，让追寻的生命永远都在漂泊之中。但作为友人，我还是由衷地祝愿九哥能拥有一份圆满与快乐－在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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