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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的素材无非源于两个渠道：一是道听途说，二是亲身经历。前者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后者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其共同特点是离不开作家的主观见解，也就是说其二者均有作家的思想境界揉和其间，故而也就不再是绝对的道听途说与亲身经历了。这就是艺术加工。艺术加工的过程体现着对于原有全部素材的再创造。如果说小说家是厨师，而诗人则是乳母，诗则纯萃是诗人自己的心血所凝铸，每首诗都带有无可更改的诗人的胎记。
然而许多年来却强调让诗人作家去体验生活，无端地给诗人作家披挂上了贩卖色彩，似乎不如此就难以产生合乎某种逻辑的作品，不如此诗人与作家就在现实生活之外，乃至真空之内。任何人生来即在人群之中，且不管其手段渠道如何，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人群中的位置。只有这一人群中所处的位置给予他的生活积累、人生体验最深刻，应是他首选的文学素材。何况作家诗人不是登山队或军人，必须一群或更多人聚集一起共同生活。作家诗人是散兵，有其自在的生活位置也就有其自得的生活感受，所有产品才不至于大同小异。有些时期所以模式化概念化，更甚者是领导出思想作家出笔墨群众出情节，这与脱离实际的唯心论倡导不无关系。故三十年代的一些大家，后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不是封笔就是只作应景文章，白白流放了许多可贵年华或传世作品。这教训不能说不沉痛。而诗坛上的大我小我之争，甚至诗中连我字都不能出现，更是一种违反艺术规律的唯心霸道。 一己之情不能抒，诗人也就不再称其为诗人，只能称图解政策也即施政纲领的传声筒。
作家诗人有婆婆，文学也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条唯命是从的狭路。至如今这些陈规陋习并非已完全被认识被抛弃，而是有形无形地在制约着作家诗人的手脚，因此可出史诗的年代不见史诗，不应存在的时髦文学依旧存在，一些作品过眼云烟样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等到一些作家诗人痛心疾首地回眸时，残酷的岁月已经在宣布：你，已到了风烛残年。
所以我们说，以往的岁月里不是没有有才华的作家与诗人，而是缺少发挥其才华的土壤、空缺和阳光。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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