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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顾名思义，即生存与生活。生存与生活是伴从人类始终的课题，看似间单，却是与生俱来，包容着人类群体与个体活动的方方面面。这方方面面在当今，又无不以行政行为的名义在运行；且以地域、信仰与集团加以制约与实施；且以论争、宣战乃至于残杀相胁迫；且以顽强表现着凶残、无道与兽性；且以国家、民族、人民乃至于革命之名义；正义与非正义始终搅和在一起；权力与利益始终青红莫辨；民众与集团始终不可调和；独裁与民主始终各自为营。这一切是历史又是当今，一旦打开收音机，天空里的诸种电讯即会向你陈述与宣告，让你处于名副其实的大千世界面前，你能再从一己、一地、一时、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度去驰思、握笔、赋情么？然而诗人既非政治家、思想家，又非哲学家神学家，仅以阐绎灵魂为天职这一天职囿于地域、时局、观念、意识的左右，又不得不周旋于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与神学家的苑囿之内，你能不从一己、一地、一时、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度、一种信仰去运思、握笔与赋情？
这就是当今艺术家的尴尬处境，由于诗这一文体的特殊抒情方式，诗人的处境更为尴尬，故而自古至今常常处于多事之秋，在所难免。然而诗人一旦走上为诗之路，天性让他欲为历史留下唯一能够站立起来的活生生的血肉形象，这形象唯一的说道就是人，人之外的一切俱是虚无。这是历史的使命，这一使命面前只要是真正的诗人从不愿拱手告辞，难以告辞，无法告辞，因为诗这一文体注定诗人必须如此信奉职守，自古以来的大诗人无不这样宣告着。
故而有人说，诗是世界的良心；
故而有人说，诗是上帝的语言；
故而还有人说，诗是艺术的女王。
诗人并非不希望得到如此理解，然而客观现实却常是希望理解中走向不被理解，不被理解往往更触发诗人的创造欲，欲以诗阐明诗人就是诗人而不是木偶，事情就这样欲想制约而又适得其反。鉴于诗人不会自消自灭，又总愿人生感情的汪洋里抱一颗唯恐失落的心游向彼岸，所以我总在想：
给诗人以自由是上帝的明智；
为诗而自珍自重是诗人的明智；
拥戴诗人到达彼岸是民众的明智。
就这样大野河汉
往返着多少费解之语
让那些星宿
头枕于多少个无眠的长夜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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