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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到两个人议论农村地主后裔问题。两个人身居天南地北，绝非一己所见的言传，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阶级去消之后，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地主后裔虽然文化层次不高，但显得活跃、机智而又沉稳认真。短短几年，总体看，其生活水平均超过了一般的所谓贫下中农，原因何在？这确实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一个新问题，不仅有其伦理学、社会学、遗传学、人类学、人文科学上的研究价值，对于誓学尤其唯物主义辩证论，也在提供着新的论据。涉及到如此多的学科，我当然无能为力去一一分析与论证，仅就一般见解，倒可以谈出几条个人看法，以供哲人政家抑或文人墨客由此引伸，去寻求理论依据。
地主在我国被斗倒斗臭乃至扫地出门或镇压，仅仅四十年左右，二十年一代算无非刚过两代人。真正的被定为地主出身者，在世已经不多，即便还有，就年龄讲绝大多数业已退出历史舞台。其子弟以及其子弟的子弟，经过诸多阶级斗争尤其“文革”十年的磨练，却正逢年轻有为或是年富力强。如此两代人，所以能在新形势下显示出活力与经营之道，无非下列诸种因素，一是遗传与文化的影响。遗传主要是人体素质方面。作为地主，当年毕竟比较富裕，故儿娶女嫁有其人品才貌选择的余地，其后代强悍、机智、精明在所难免。以往的富有人家，重视文化尤其文字教育是其必然，尽管如许年作为另册人员，入学升学尤其进入高等学府，受到诸种限制甚或干脆剥夺其入学权利，但最起码的识字教育，由于上一代人的熏陶，还是重视的，千方百计让其子女多识些字，扫除文盲，是他们关注的事实，尽管文化层次低，但具备初等文化的还是大多数。在我们这个曾经文盲众多的国度里，具备初等文化且是老子与其子女千方百计争来的，当然就重视温故知心并付诸应用。
其二，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从正面看，由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分子子弟同一对待，这一阶层是属于被镇压、被管制、被约束、敢动不敢言甚至不敢动也不敢言的阶层，一切等而下之，望其项背愧其无力，受人役使。从负面看，也正是其修身养性的机遇。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一低头，也即形势所迫，为了生存，不得不多思，不得不机智，不得不精明，不得不强迫自己增强人性，压抑兽性，遵纪守法，出调人格，极力争取人缘表率，否则就难以成家，难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故而这一阶层的一些人，绝大多数人，在人格、信誉、处世待人的道德行为以及方式方法、见地与明智上，相比一些赖以根红苗正、有恃无恐、事事依附的所谓贫下中农，不说出类拔萃，倒可说高人一筹。逆境塑造了坚毅的个性。所以新形势下尤其去消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犹如金蝉脱壳如鱼得水，一显身手埋头致富是其必然。
其三，就其心理讲，这些人唯一显要欲望就是生存，其他，比如升学、招工、征兵、提干尤其官场，不说久已破灭，也属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环境一向就这样向他们宣告着，自食其力而外，一切都是非分。至今想来，哪怕高层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他们，社会赠予了太多的苦难，几十年的另册乃至非人的境遇，鸡犬般吆三喝四里活着，一但风吹草动就拿你是问，开刀示众。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实在不公，毕竟是子弟，地主生活亨受太少或是根本未曾亨受，反倒承担了罪责。罪责丛出的环境里，这些子弟及其子弟的子弟，一切在于幻灭中求生存，是其唯一的人生欲望，故而只能在这唯一的欲望里求其丰羽，一切为此服务。而这一切的一切之中，首要的是生产本领与生活本领。至于信仰，尤其得以升华得以承认的思想境界，与其说不敢想，不如说仅属梦幻。总之是人欲的单调与扭曲，是心理向度的专一与深化，一旦有适宜的新环境，这一人生主体本能得以发挥，即可风帆高扬，寻回失落，起码是人格的失落。在中国现阶段，人格的象征重点是充裕的物质生活，这与其环境的造就是相衬的。故而他们在力求实践，以此证明不是谬种。从人性人情人欲讲，依旧有其可悲的一面，不过这可悲的一面，己经不再只限于地主子弟这一阶层，所以无谁多思。这就涉及到所谓根红苗正的附庸世俗的悲剧，但不是本文所当议论的。若说到地富反坏右，地主之外的其他子弟，则又当别论，那些子弟的境遇场所不只限于农村，这里所说的是与农民无间的一个引人深思的小小的阶层。但作为客观现象加以研究，倒大有文章可作，或是诸家学者的任务，我仅是道听途说偶尔小议而已。
文学乃至诗歌其理论伦理的以往与当今已有涉足，却少见思想理论或伦理方面以往与当今的手笔，不知原因何在。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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