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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人，尤其大文人的出现，历史早就在宣布着两条基本规律：一是必有悲天悯人的造就机遇；二是必有任其倾怀的创造环境。前者决定着文人的诞生与成熟，后者决定着其鸿篇巨制的独到与深邃。至于生活，人活着活得尚具理智即是生活，不管官场民间还是上九流下九流，大千世界里没有真空，大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大千世界。文学也只能是一个侧面，所谓以小见大以及以偏盖全就是这个意思。一部《红楼梦》拨响了三个家族的盛衰曲，也仅限三个家族，但却反映了一个社会。如果屈原被放逐，又录夺了他的创作权利，绝不会留有伟大的诗篇，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曹植、李白、杜甫、苏轼以及兰陵笑生生等等，盖因有较为自由的创作天地，才各自留下了辉煌的诗篇。就这一点讲，近代的某些当权者，较之古代的帝王常常更为独裁与专制，不仅危及人身自由，创作自由也常被厄杀。建国至今的三十年间，不说和平昌盛，倒可说是并无战乱的安定时代，然而却没有出现《红楼梦》，也没有出现李白或杜甫，三十年代的巴金、曹禺以及徐志摩、戴望舒都没有出现过，为什么？谈至此，至今许多理论文章无不是吞吞吐吐，讳莫如深，无疑在说明着缺少自由自主的空气与土壤。长此以往，尽管号称辉煌伟大，留给历史的却是文学的苍白，后人如何评论？诗人作家的浅簿与无能？权势权威的武断与专横？所以我们说厄杀文人即是厄杀文明，厄杀文明即是愚民统治。从反右到顾名思义的文化大革命，足以说明这一事实的悲剧、悲哀与惨重。对此无言是失职，对此回避是愚蠢，对此庇护是蒙昧，倘若不去反思而是默认或继续奉行其衣钵，势必是历史的耻辱与犯罪。对于这一点，我相信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认可。然而论说起来却依旧吞吞吐吐，甚至指鹿为马，甚至面东说西，不吐真言，民人之过？文人之过？官人之过？惯常的说法，还是思想问题，思想不解放，甚至解放了还留有许多框框，许多禁区，到头来伤及的不仅是文人，说到底还是国计民生，当今文明。所以经济改革开放，思想也应该改革开放，尤其是应该改革开放者的改革开放。给作家、诗人以自由，任其发挥创造才干，是反判也是维护。反判的是禁锢，维护的是真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乌托帮，是荒谬或荒诞不经，而不是社会主义，更难以立于世界之林而对世人说，这就是科学与真理。
文人的际遇，决定着文人才知的发挥与创造。茅盾、曹禺、巴金以及郭沫若、沈从文，三四十年代能写出举世瞩目的作品，建国后正是年富力强，为何沉默搁笔，即便有作品与前相比也是等而下之，难以比拟，并非他们之过，而是际遇之过，际遇厄杀并扭曲了他们的文格与文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以及后期的许多唱和诗应时诗，即是扭曲之后的典型。而且扭曲之后，披挂上阵演唱了许多丑角，大有应声虫的难堪与违心之悲哀。巴金后来的说真话以及几十万字的《随想录》，即是对这种恶劣际遇的反思与批判。
宁左勿右的左或极左，不仅大革了文化的命，给经济带来的损失也是无可估量的。几十年旨在为吃喝奔波，甚至民不聊生，甚至以此为荣而义无反顾，对文化的反作用，其损失同样无可估量。贫困固然造就不了学者，甚至基础教育都难以胜任。文人不是教出来的，更不是役使出来的，而是读书读出来的，实践锻造出来的。试想一个不成人或是刚刚成人即将生活重担压于肩头而唯命是从者，何有读书之时，何有购书之力，何有自我见解，更何有驱遣文字之功力？至今举国上下，多少人家有书房有存书？不读书不甚解不能够独立思考与创造，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拼凑的写作班子，能写出好文章，尤其有独到见地独特风格的好文章，实在应该说是天方夜谭，咄咄怪事。给不了文人以丰腴的物质生活，给文人以创作自由出版自由，正如清代龚自珍所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应是当今当权者的开明与大度。
理解文人，正视文人，给文人以成长创造的机遇与环境，让文人为人类的命运留下真实、动人、具有警策性的宏伟篇章，以烛照历史，应是当代集约社会中当权者的无量功德。
一九八六年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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