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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澄澄的淮河水，涌向六十多米宽的爆破口，荆山湖行洪区已是一片泱泱泽国。为了保护大堤，保护城市，保护铁路，农民又一次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庄稼与房屋被行洪的涛涛大水所吞没。温家宝总理来到受灾的农民中间，问他们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们回答说：房子。居住在临时帐篷里的农民，他们的家园没有了。曾经的那几间简陋的房屋是他们的血汗凝成。
房子，是农民安居的根本。农民有了钱首先考虑的是盖房子，没有钱，借债也要盖房子。观察一个村庄的贫富，只要看看那里的房屋，就会一目了然。房子被洪水吞没了，严格说来，是为国家贡献出去了，可是，当洪水退下的时候，将给他们怎样的补偿，还是一个未知数。
农民，总是当然的奉献者。当年，抬着担架在硝烟里穿梭的是农民，推着独轮车为军队运输给养的是农民，披着红花，敲打着锣鼓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争前线的还是农民。而如今，在举国上下为现代化而旋转的时候，农民被甩在了社会的边缘。他们几乎没有话语权，不好用手投票，也难以用脚投票，他们就这样被一条不公正的绳子所羁绊。
谁还记得农民？城市的白领是不会记得的。在他们中间，除了鄙视的农民的，也还有一些具有怜悯心的。我们的艺术工作者距离农民愈来愈远了。每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三十几个频道，十几部电视剧热热闹闹地。有武打的，有侦探的，有言情的，就是很难找到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剧。幸好，还有一部《刘老根》在荧屏上一支独放，但很可惜，剧中所反映的生活，距离农村的现实依然有不大不小的差距。
白领不会记得农民，可以理解，这是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艺术工作者疏远了农民，也可以理解，这是他们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如何，他们中间有谁还记得农民？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些热衷于“草根话题”的，他们只是将这些话题当作一种话语工具。急于发出惊人之语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局限于在田野调查、媒体资料以及有关文件的范围内，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是属于技术层面的“自说自话”。应该感谢一位外貌平凡的曹锦清先生，他沉潜到农村，触摸农民的呼吸与心跳，与农民进行零距离接触后，奉献给我们一部农村写真集——《黄河边上的中国》。
取得进入乡村的入场券，与农民进行零接触并不容易，关键是取得信任，让农民说出心里话。村民们往往对陌生的来访者怀有复杂而微妙的防范之心。曹锦清先生感慨地说道：“一个始终关切着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学者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调查，竟像窃取国家一级机密的外国特务似的。每念及此，不觉黯然伤神！”。听了曹先生的这番话，不禁令人想起1834年的农夫议员林肯。
1834年，我们正处于“道光”年间，我们的祖先正裹着小脚，梳着辫子，期盼着青天大老爷，口呼万岁，万万岁。在这一年的5月，美国的村子里充满了成熟小麦的芳香，不知谁喊了一声：“喂，大家来呀！民权党的林肯先生要讲话了，请大家来听啊！”
这大声一嚷，在麦穗的波浪间露出一张黑黑的脸来，接着有三十来人跑来听讲演。就在林肯将要开口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忽然喊了起来：“请等一等！我们不想听什么演说，我们已经决定推选一个真正会下田工作的人，去担任议员。”
其他的农民一听，都拍手赞同。林肯微笑着说：“这有什么难？”，说着，他拿过农民手里的大镰刀，跳进麦田，喀嚓，喀嚓……黄澄澄的小麦杆被爽快地割下。在众农民正看得出神的时候，林肯的麦子已经割完了。这就是发生在1834年的一场以割麦子做为演说词的奇特的竞选演说。
不发达地区的农民，显然已经成为弱势力群体，而教育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重要途径。我们的首长在视察安徽农村的时候，曾为小学生每天背着凳子上学而感慨万千。其实，背着凳子上学还是好的，还有更多的孩子读不起书，还有的小学校由于生源太少，不得不关闭。九年义务教育，在贫困的乡村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与纸面上。越是处于弱势，就越是需要加强教育，而农村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缺乏获得教育资源的能力与潜力，由老一代弱势产生新一代弱势，形成了恶性循环。教育的产业化，使高等学府的收费大幅度提高，培养一个本科生需要四万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是巨大的，相当于一个农民20年的全部收入。这样昂贵的难以负担的学费，意味着高等学府的大门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是无情地关闭了。
傍晚时分，在城乡结合部的马路旁，一辆农用三轮车上剩下三个瘪西瓜，样子很难看，一个乡村老妇依然执着地等待着。其实她并不老，只是生活的重负苍老了她的容颜。她巴望着某一个买主，三个西瓜只卖2元钱。在黑暗到来之前，她巴望着，没有人注意到她眼神里散发着的经济上的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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