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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十八盘，穿越天街，在距玉皇顶最近的地方找了个旅馆，这是个最简陋，服务最差，又最昂贵的旅馆。潮湿的被褥，破旧的折断了天线的黑白电视机，加上一个脏兮兮的塑料盆，双人间的价格是150元，而且绝不打折。为了看日出方便，只得勉强住下来。很疲惫，懒得下山，就在旅馆的餐厅里点了一份紫菜汤，一碗米饭和一盘丝瓜炒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一盘丝瓜炒蛋的价格是20元，一点也不觉得贵。丝瓜、鸡蛋、油、盐、燃料等都是挑夫们延着漫漫山阶一步一步挑上来的，空手登山的人还气喘吁吁，腰膝酸软的，何况他们挑者这么沉重的担子。被文人们赞颂为“泰山的脊梁”的挑夫，面容淳朴坦然，有节奏地晃动着臂膀，步履沉重而稳健地登攀着，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山民，正值青壮年，一根扁担，悠悠颤颤在肩膀上，日复一日地透支着自己的体力。一个并不强壮的挑夫挑着两个液化气罐，约有120斤，是所有的挑夫中最吃力的一个，他一定是想多得一点报酬。他们的报酬也实在太微薄，从中天门挑到南天门。50斤的重量只能得到12元。
饭后，我在台布上用一次性筷子轻轻地书写着C+V+M。这三个英文字母代表这盘丝瓜炒蛋的总价值，C是旧价值的转移，（V+M）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如果把C的价值估算为3元，那么，（V+M）的价值就是17元了，而新创造的17元的价值分配给“泰山脊梁”的就微乎其微了。他们2 公斤的运费还不足一元。这种分配的不公正，人们似乎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在盘山路上有报酬微薄的泰山挑夫，在黑色、黄色以及红色的土地上有他们挑着重负的农民，他们正挑着沉重的一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道上艰难地行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当我们的艺术家闭门造车，用相声歌颂农民已经富得流油的时候，那乡下人送给城里人的一部笔记本电脑，只能引起观众苦涩的笑容。
几千年来，我国曾是小农经济的国度，农民，在历史上曾光荣地成为“上九流”的一员。名义上是上九流，却不能避免“苛政猛于虎”的遭遇。自从打倒了土豪，分得了田地，农民的地位，呼啦一下子高升，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纵然是同盟军，仍难免“剪刀差”之苦。在计划经济的年月，风吹日晒里依然填不饱肚皮，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依然面朝黄土背朝天，躬耕于田，汗流浃背，日未出而作，日落而不息，辛勤耕耘，企盼风调雨顺，来个好收成。
生活处处需要钱，孩子们的衣服破了，应该买件新的了，房子漏雨了，需要翻修，快开学了，又该交学费了，儿子大了，应该娶亲了，没有新房怎么成？虽然是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可家里的积蓄呀，增长还是这么慢，偏偏又赶上一桩又一桩的红白喜事，让本来不多的积蓄又少了些许，你说愁人不愁人？积劳成疾，舍不得花钱医治，顶着吧，顶来顶去，小病酿成大病。不得不住院，一住院，这昂贵的医药费足以拖垮了一个原本还可以勉强维持的家庭。更多的农民到外边去闯世界了，他们把家园化做稀疏的乡思，被裹挟在城市文化的背景中，寻找致富的梦。
农民，快演化成贬义词了，民工，经常遭遇城市的白眼球。我们的媒体，对农民的关注也很少。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民工的尊严远不及动物园里的黑熊，当黑熊遭遇大学生硫酸的时候，媒体上沸沸扬扬，而当民工遭受大学生戏弄时，媒体却显得相对平静了。
九亿人口的农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虽然处于弱势，并没有失去吃草挤奶的牛的精神。在强国之路上，农民是不能落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环境，他们应该拥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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