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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在1968年的11月，随着数以万计的广州中学生告别了曾经的生养之地------广州。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一次无限忠诚地服从了革命的需要，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背起了行囊，挥泪拜别早已是两鬓飞霜父母双亲，踏上了“红卫2号”客轮奔赴祖国南疆------海南岛。
当时，五十三位华南师范实验学校的学生在领队的校革委会主任蔡汉平校长向农场的要求下，被集中分在全场最边远，最艰苦的新建生产队-------“八一”生产队。留场知识青年由初中同学和高中的学生组成一个大团支部，我作为团支书便也被委以留场学生和学校间情况交流的联络人。
汽车载着我们，一路颠簸的开进儋州县的一个叫南正山的地方。“八一”队就疏疏落落的建立在这群山环抱的山丘里。拐进到弯弯的山路口，一群衣衫褴偻，有的还光着屁股拖着拐棍的小孩追赶过来，他们跟在汽车的后面一路跑，一路高兴的有节奏地喊着“汽车来了~~”“汽车来了~~”那惊喜的情景像看见什么稀奇的东西一样，显然在这山沟里很难得见到一回汽车，这情景使我们不禁一阵心凉，一阵痛。
到了生产队，队干部把我们分配在还飘逸着一阵阵茅草气息的草棚里住下后，马上安置了工作，同学们的名单早就下到生产队里了。大家有的分在农工班，专们管理稻田菜地。有的分在割胶班里，这是农场的主要技术工种，每天割橡胶树生产胶水。我是被最后安排的，被派往“八一”小学当老师，成了68届知识青年中第一个当老师的知青。从此开始了漫漫人生道路上极为短暂的一小段教师生活插曲。
“八一小学”原来有一位姓刘的老师，他的文化程度颇高，是五十年代的大学高材生，由于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据说是在向党交心时，他言语过激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被押送到海南岛劳改，大学的未婚妻离开了他，家人也跟他划清了界线，劳改期满后，他再也不想回到伤心地，就一直留在农场里工作。
这年，生产队的学龄儿童很多，但是队里连个高小文化水平的人都难以找到，队长是个退伍军人，正挂着小学校长的名义，他把小孩子们抓到学堂里却管不住，教不了。小孩子集中在一起，不是打架就是吵嘴，因为孩子们的闹腾，连带着家长也闹起意见来。一些工人干脆把孩子领回家放任自流算了。因此常常闹出许多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故来，羊副队长的儿子因追逐拖拉机被压断了腿，陈姓工人的小孩则在皓暑中到水井玩水被淹溺……
吃尽没文化少知识的苦头的生产队长，是个很开明的退伍军人，他很爱惜刘的才华，觉得让他干农活很埋没他的才干，也很浪费人力资源，他就瞒着场部领导，偷偷把刘调到小学当老师。希望队里的孩子能跟他学好文化将来出人材。
无奈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浪潮，一浪高似一浪的不停冲击。刘成了老“运动员”。他的处境尴尬，一有风吹草动，一些家长和学生就威胁要造他的反，他每天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作人，不敢开展工作，学校只能一直瘫痪着。连长和老工人对此一筹莫展。
我到学校后，主动接触了这位刘老师，发现他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对事物很有见解，对连队建设，学校建设都很有见地。就是被政治运动搞怕了，到了心惊胆战的地步，对生活也心灰意懒。所以他什么话也不说，对任何事都熟视无睹，好象与己无关一样。他淡薄人生天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实际上他清楚的知道这样下去会毁了整个的下一代。心里也暗暗焦急，希望能有人来出头把学校管起来。
学校有三间教室和几张残缺不全的桌子，却没有板凳。据说原来是设施齐备的，但却让孩子们打闹弄坏了。课堂里有黑板却没粉笔，也是被小孩玩弄光了，没有教育大纲，没有教材。面对这样的学校，只有一切从头开始了。
说也奇怪，到学校后，我头一天就能把学生集中起来，小孩子们是按年龄大小被分成高年级和低年级的。他们席地分坐在教室左右两边，课堂安静得出奇，也许是对我这个女知青充满了好奇心。也许对我的威严感到有点震慑。
我为大家讲解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大家把失学的小朋友都找回到来上课。学校一定会坚持办下去的。没有教材没有课本，不要紧！大家明天起，把每家必备的毛泽东语录带回来，那就是教材。人手有了一本红宝书------我们就从学习毛主席语录开始。上课的时间一长，孩子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我就教他们唱语录歌。这样很容易把他们的精神重新集中起来，孩子们的兴致很高，学的很快。连队长也在教室后面跟着摇头晃脑的唱。
放学后，我在队长带领着逐家逐户的把失学的小孩动员回校，一面忙着向队里汇报，申请马上派人把学校重新配置好。同时要求放手让刘老师教学。对老师的分工我提议；发挥个人所长，我教语文，美术，体育，唱歌。刘老师教数学，生产劳动。队里很快就通过我的提意。
就这样，“八一”小学顺利开课了，并成为全农场第一个复课的学校。我有机会过了一把当老师的瘾，直到兵团成立后我才被调到其它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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