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节前，广州《南方都市报》曾为该报刊的一个〈1976专题〉到学校对蓝蓝进行了采访。这是采访时的主要话题内容。（文章发表在五月十二号）
蓝蓝，老三届知青，曾经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时去到海南农场劳动生活了五年，1973年因病回广州，1976年开始工作，先后当过车间工人、管理干部、商场经理，退休后在老干部大学习丹青以陶冶性情，有空也玩票于文学创作方面，在网上发表过不少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我的人生感悟：雏鹄蕴就冲天志，日夜兼程未敢迟。忍看风云穷历练，回眸一笑夕阳时。
我们那一代知青，经历过火热的激情年代，因为在海南农场的艰苦的生活和强劳动，患了肺病，在当时严重的缺医少药的条件下，疾病在兵团医院里不但没治好反而交叉感染，产生耐药性，病情在医院里越治越重。1973年，由兵团医院转院送回广州。两年多后，1976年初，我终于基本康复，在广州重新工作。先是在文化公园做讲解员，一个月后，调到公园政工组，管理知青上山下乡的收尾工作。不久，因为一家工厂缺党员干部，又被调到该厂当起工人。和城市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每天穿着蓝布衫，挎着绿书包骑着28寸的自行车去上班。回城后的一年，相对于在农场兵团的日子，生活基本稳定，但整个国家却显得动荡不安，自己也常常因此苦闷彷徨。先是周总理去世，按上级的规定，单位没有举办悼念活动，但是私底下哪个人又少讲了？作为年轻人，我们很关切北京的局势的变幻，因为它关系着全国的命运。
清明节时，广州没有大的纪念活动，但北京天安门前学生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当时，有同事去北京出差，回来在火车上就曾受到盘查，查问有没有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活动，回广州后，还要写出在北京其间每天的活动详细经历。一时间风声很紧，很多人敢怨不敢言，很悲愤，感觉到中国政局将会要有大变化。我当时还偷偷地抄过很多哀悼总理的诗歌，对联。
随后一段时间，国内天灾人祸不断，有一种天欲灭我的感觉。唐山大地震后，群众处在惊恐之中。很多人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把家里的户口本、粮票、衣物等也都收好放在一个包包里，随时就能带走。有一夜，广州真的发生了余震。当时我家住在人民南路，半夜床晃动起来，我在梦中被惊醒后看见临街的一面墙壁裂开了一条缝，透过墙缝，看见了天空的刺眼的电闪。全城都停电了，不少人往街上跑。我和家人也跑到马路中间，随后又来到长堤。那里已经聚了很多人，大家议论纷纷，直到天亮后没再发现有异样后，大家才陆续返家上班去。
那段时间，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广播中动不动就是传出哀乐，听得人汗毛直竖，心情沉甸甸的。我是在广州文化公园分会场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人筛选很严格，四类分子绝对不能参加。中心台会场内外坐满了人，大家清一色的穿着白衬衣，手里拿着为缅怀领袖亲手做好的纪念的花束，臂上带着黑纱，心情沉重地低着头，谁也不说话，等待广播传来北京追悼会的直播。我当时心情很沉重，很迷茫，今后中国将由何人掌舵？将往何处去？这使我忧心忡忡那时，社会上流言四起，据说四川那边的武斗还很厉害，闹不好会独立；广东也可能向香港靠拢，苏联则一直对我国东北虎视眈眈，不时闹个珍宝岛事件，中国会否由此而变得四分五裂。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怎么办？……
追悼会开始了，先是播《东方红》。令人惊奇的是，那天出门时本来是朗朗晴天，一宣布大会开始，整个天空顿时浓云密布，一会狂风大起，黑压压就像到了夜晚一样，随即下起了倾盆大雨。老天爷也在为中国失去了一位伟人痛心疾首。大自然的奇怪景象更催化了人们的悲哀心情，我们都席地而坐，任凭暴风雨的浇打。和着雨水人们都哭了，整个会场都是哭声。远处传来船舶拉响的汽笛长鸣……追悼会一结束，天随即放晴。
1976年，很多神话也开始打破。记得70年在海南农场时，曾在入党誓言中写下过：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但是，回城之后，很多小道消息慢慢传来，张志新被残酷迫害致死的事情在我们这些知青中也有流传。对江青、张春桥等人逐渐有了认识。虽然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但成天有点忧国忧民的感觉。
我们在该读书时候要下乡，在年富力强该工作时我们下岗，我们这代人，什么都摊上了。人生本来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段充满坎坷磨难的知青岁月,尽管这段岁月渐远渐逝，回想当年的，终究是怀念感慨多过对错是非的争论，很多东西都看淡了。在那个特定环境里我们这一代有着直面人生顽强拼搏和乐观精神，从中可以悟出一点历史以及生命的真谛,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把握今天.
现在让我回头评价依然只有四个字：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