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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辰：
在殖民时期结束以后的中国，一方面因为半殖民的苦难经历在集体意识中难以抹去，因为国内压迫而蓄积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解放的兴奋以及解放后被封锁和闭关的事实，妄自尊大与卑躬屈膝，诚信不足与受骗上当，极左或极右等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长期统治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艺思维同样表现出极其矛盾的二元混杂状态。故而在文化身份的确认上，显得忙乱无措，要么求救于老祖宗，要么求救于西方，甚至当局的思想根源也无非求教于西方的马列和本土的儒道，并未真正实现本土与外来的融合。至于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当代民族思想，至今是贫弱的。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愿望不是没有，但究竟继承什么？丢弃什么？怎么重构？清末以来东西文化孰为体、孰为用的争论并没有清晰的答案。东方少数几位科学家与西方有见识的汉学家，认为21世纪是东西合壁、古今合流的世纪，但也仅至于此——深入的研究和突破，恕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
抓住时机加速建设的思路当然是对的，但是中华民族国大人多，不像小国可以完全依赖别国的思想。以文学而言，这么一个大国，如果无法确认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以及对世界的言说方式，模仿西方或复制古人，其传播效应与精神凝聚力必须大打折扣。自己身边的人都感动不了，如何去感动别民族兄弟？充其量也只能滥芋充数，蒙蒙非专业的外国人罢了。外国人会不会看呢？是不可知之数。
恳纳：
后殖民理论（简称“后”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本位文化”和“本土文化”入手的。所谓“本位”、“本土”，其实与“他者”有关，主要相对“西方”而言。
本土化要“化”到什么时期？近代西方入侵之前？还是更早，或是先秦两汉乃至三皇五帝？这种“化”法对于略懂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追根这个问题。如果说本位、本土是当今的中国，那么现时的中国早已没有“本位”、“本上”可言了，这个“本土”早已因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影响而面目全非了。
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很大程度已渐渐西化，尤其今天，西化的势头有增无减。有人说，当今中国文化的所谓“特点”：①杂交性；②拼凑性。——把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要素、文化特征包容在一起，拼贴在一个共时的空间里，是一种包容和拼凑起来的复杂文化。不论你是用西方文化或传统文化去观照，我们都很难准确把握它，界定它。就好比中国的文明一样，我们的文明属于什么性质的文明？是前现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还是后现代（后工业）文明？都很难界定，你说它是，它又不是；你说它不是，它都是。因此，中国的本位、本土的特点是它的杂交性与拼凑性（广义）。
所以，有学者断言，中国文化特色是杂交的拼贴的文化，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国的文化不可能发展成为纯粹的或单一的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只能是杂交性与拼凑性共存的复杂文化。
元辰：
确实如此。我关心的仅仅是：继续杂乱无序地拼贴下去，还是如大唐盛世时以我为主兼容百方？
在时政与科学技术层面，我们几乎全盘西化了，而在智力结构与民众心理层面，我们几乎是儒道佛当家。这两个层面的二元对立，经常发生着碰撞与断裂，出则人人都是“政治家”，退则个个皆“僧尼”。狂妄和绝望伴随穷根意识，度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岁月，如果不是东南亚风波引起银根紧缩，生意越来越难做，市场秩序与诚信原则不知还要延续多久才能稍有起色。官员的巨额受贿，穷根意识恶性膨胀也是一个共同的社会思想根源。
文学作为时代的精神征兆，如果视角陷于生活表层，乃至自觉不自觉持着行将没落的社会思想，恐怕很难写出符合文学与人类精神走向的东东，先锋不仅是技巧的，它应包涵敏锐的思想感受，只是别堆砌于文面罢了。
恳纳：
我以为，追求所谓纯粹而单一的“本土化”，真是只有乌托邦的份儿；由于全球技术化、信息化和经济化的日益成熟，人文类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东西，已经被科技知识浸渍得日渐苍白，仿如放置在冬日的茅屋里被人丢弃的马车，早已边缘化了。
提起官方，很多事情是荒谬的，（由于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我近来参加过一些有关文化建设的探讨活动，政治的急功近利，使一些官员在文化建设方面贻笑大方。他们没有一个文化建设的目标（蓝图），想到什么就急着搞一个什么什么的研讨会，然后大功告成说完成了一件文化建设的事情——他们明知道文化这玩意不是“一口吃出一个胖子”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积淀；而且文化也很难单列出来研究，它总是纠缠在一个体系里面。连一个基本思路都没有，怎样去建设？真是笑话啊！
其实，这么多的笑话，还是因为经济，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的只能在边缘苟延残喘了。做官（相当一部分）打着经济建设的旗号，上届建了下届毁，建了又毁，毁了又建，处心积虑捞钱，哪有心思搞什么文化！？
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那么，我们的文化到底还有多少家底？怎样清算？谁为它开列清单？除了急功近利花钱配置旅游（人文景点）功能外，到底还有多少可用的价值？这些纯粹的国文化除了人文、风俗、儒、佛、道等等（所谓的国学意义的东西外），而实用的基本是杂交的拼贴的现时的实用的东西。
文学的底色是文化，涂上民俗（具体事象）的文学，在现在读者的眼里，是愚昧、荒蛮、无知的象征——当然也可从这些民俗事象里开掘愚昧的根源，文化文学研究如是说，从文化与民俗心理方面深层挖掘人类命运的处境——我相信，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途径。
更多的时候，我相信，现时的国文化是拼贴的东西，是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合物。
元辰：
“本土化”是中国对世界优秀文化而言，对中国自身而言，相等应的是“西化”，相一致的是“世界化”。讨论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绝非也不可能古典化或纯粹本国化，无非是找到融合部、新生部与在本民族文化背景下生长的土壤。在我看来，本土化就应世界化，世界化就应本土化。向左——只有中国古典的月亮圆是错误的，向右——只有西方现代的月亮圆也是不对的。
我以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与潜在文化四种形态。科学技术使得物质文化的民族特色逐渐消失，这是不可抵挡的。前有学者讨论加入WTO后的文化入侵问题，我以为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文化是人类的，如果优秀，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如果糟粕或不适宜中国国情——你要人家的技术，也无法拒绝附丽在物质形态上的精神理念。制度文化，入侵难度大，但也是各国政要用心最苦的，不是用在建设性上，而是进攻与防卫上。如果抛开狭隘利益与偏见，最要考虑的是制度文化的活力与代谢机能。制度文化如果充满活力，自我代谢技能强盛，民族必然长久兴盛。观念文化则有很大的选择性，选择的难度高于制度文化，选择的依据往往也附丽在制度的需要上，因而意识形态往往为政治所左右，等到发现舆论一律并不是件好事时，转变起来又是何等艰难。所幸的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国人大都经历着的，提到也许就有感受，无须赘言。而潜在文化，即民族心理、习俗等文化形态，更非一两代人可以期望有改变的。而且在这个层面最忌强迫命令，正如你所说，好多地方，我们无法判断是非对错。我以为对老百姓来说不如听其自然，而对学者们来说，要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对于本民族文化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之后，才谈得上植入与融合。
如果中华民族真善于文化杂交，那是幸事。父本与母本无论如何倒错，总有血缘关系，融合之后定有优势。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不是杂交，不是照搬，而是宰割，各取所需，歪写经典，又只是为一时的政绩服务。经院主义和御用经院主义横行，不能不说是民族的短视了。这些我们管不了，我们所要明白的是文学，并非简单是政治的工具、教化的工具、认识的工具，也不单是通常所说消闲性质的娱乐，它是高级的灵魂娱乐、心理娱乐、审美娱乐，文学性即符合自身规律的艺术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显思想、教化、认识、娱乐功能。
如果上述想法成立，新汉语写作，寻找的是现代与后现代背景下，汉语写作的审美观念、话语体系与艺术范式，是为当代写作寻找灵魂与表达。这个界定虽然宽泛，意图却实在而明确。它并非杂糅，也不是技术层面的流派与风格象征。提出这个想法，也是与文学批评视界的拓宽有关吧，而对此提法的批评，大多采用的是传统经典批评的立场。
恳纳：
不难理解，不论本位也好本土也罢，在当今信息流通这么发达的时代，随着个体的流动，（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不断迁徙，就像中国人的户口一样，迁出和迁入，迁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甚至杂交。
专家们的研讨有这样的结论，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一般有如下几种结果：①两种文化独立发展，各自保持自己的特色，迁入文化往往在迁入地形成自己的文化群落；②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进而形成杂交；③强势文化战胜、冲垮弱势文化，并取代弱势文化的价值观。
正如动植物的杂交可育出良种和劣种，文化的杂交也带给人类同样的忧虑。文化虽无优劣，却有强弱。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代表）在历代其他异族统治中原时，不仅没有被冲垮或者取代，反而同化异族文化，在那时相对异族文化而言，汉文化还是相当强势的文化。但，事过境迁，此时此刻面对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其民族文化记忆链正在断裂，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 但这种丧失的程度是多少？我看谁也无从用斗计量。
回到新汉语文学来，由于现时本土文化的杂交，拼凑，本来还在前现代苦苦挣扎并打算向现代工业迈步的国人，思想意识形态早迈进了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在一起，彼此不分，这样的情形是被西方文化迁入（入侵）的结果，再加上今时的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为前提，进行着传统意义的写作；弘扬现代性的写作；摈弃、批判、消解现代性而进行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多元的文化和多元文学观念注定新汉语写作的动态与形式是纷繁而庞杂的。
元辰：
通过前一段的讨论，我们对新汉语写作文化背景的认识已经告一段落，至少说明了“新汉语写作”提出的来由。接着的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主体该如何自身努力，或者说，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及艺术素养，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而不是平面地复制前人、别人和自己？
在语境、语感、节奏都已大大变化的当下，在多元纷繁的杂芜中，主体的实际选择却是有限的，个体有限的经历、生命无法与万千可能竞争，总归要有抉择。并且写作者自觉不自觉的选择，总是建立自己对前人和未来的把握上，对各种风格、流派与技法的继承与喜好上。由于艺术判断力的高下不同，阅历的不同，审美情趣的不同，个人走了不同的路。如果选择比较符合文学自身规律，较早切近了文学本质属性，这个作家总是不断实现着创作愿望，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如果选择并不是自觉进行的，只是在表浅层次上滑行，则这个作家的东西往往是一腔一面，除了题材的不同外，其余变化很少，写到一定时候，自己也觉得了然无趣。看来，艺术生命力与主体对自身创作的把握确实有关。
比较复杂的是审美选择。比如有的作者就喜欢小资写作，流畅而柔美的文字，黄昏时节小河边的漫步，与小猫小狗的亲昵，小圈子内的呢喃，以及孤独的心情日记，令人神往的爱情故事，涂抹出轻风柳絮般的少年欢乐或忧伤。有的则喜欢诗意写作，对生活与心情作诗意化地表达，如郁达夫《沉沦》，鲁迅《伤逝》，彭见明《那云那山那狗》，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铁凝《哦，香雪》。在诗意表达中强化生活现场感觉的，如海明威《老人与海》。有的比较喜欢写实，如鲁迅《阿Q》、方方《街景》、余华、苏童的长短篇。有的喜欢杂糅，比如王蒙。有的喜欢搞笑，比如王朔。有的喜欢幽默，比如王小波。有的喜欢哲理化，但没有向西方名著那样保证文面是文学的。也有只喜欢随心所欲的心情文字，比如很多网络写手。并且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写作者，审美差异很大，尤其是对内容的精神厚度。喜欢哪种风格是作者的事，而批评者却不能简单以个人好恶批评自己不喜欢的风格，否则整个文坛将千人一面了。
主体在选择与把握中，必然涉及对创作趋向的把握、对预想读者对象的确立与自身实力的判断，并且头脑中时常有一个类似的成品作参照物。然后才能拟题、选材、构思、确定人物雏形与钩连人物关系，进入小说故事与细节。虽然小说写作过程并不需要太过清晰的理论思维，不需要顾及太多，但作者构思前和构思中的理论思维是必不可免的，决非理论无一是处。主体素养与创作情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产生优秀的当代作品，寄希望于优秀主体。主体对当下要有足够的艺术把握能力，所以期待作品，倒不如说期待主体。
恳纳：
关于创作主体的讨论，尤其是“写作主体该如何从自身努力，或者说，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及艺术素养，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而不是平面地复制前人、别人和自己？”——我想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因为创作主体是一个社会化的群体，其个性，社会地位，阅历，功利等不同，很难界定哪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就我的认识而言——当然离不开我对文学认识的特定环境。
我敢说，从我挤这道独木桥以来，今天的文学环境（非功利主义，就创作自由而言）是最宽松而自由的。想想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不说），很多领域是不能公之于世的，尤其一些偏激的思想言论。但那时，很多人是想沾文学的面巾，在文学的圣殿里拾一块砖头，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或为仕途敲门，当屁股坐稳之后，文学便是他们耻笑的对象——我以为这是文学创作主体另一种意义的另类，他们本来不热衷文学，因为功利才拿起笔。
近期读《文史哲》（2003年第2期），看了莫言一段话，莫言说：“作家就是一种职业，不管老百姓怎么看你，自己千万不要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他指出，“成名作家要保持平常心很困难，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物质条件的改善，作家会不知不觉中改变，名誉、地位、金钱会对其灵魂产生很强烈的腐蚀。如果作家有强烈的自我警惕意识，他还可能保持作为一个老百姓的心态，作家一旦成为精神贵族，自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将小说、诗歌等神圣化，这将是荒诞的。”
莫言认为：“功利心太强是妨碍中国出大作家的一个原因。有正常的功利心是应该的，但把自己的写作完全锁定在功利上很难写出好的作品。因为创作时头脑中杂念太多，创作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世俗的、商业化的、媒体的等很复杂的因素掺杂进去。”
我很赞同莫言这段话。
第一种功利是敲门砖思想（这不是我们探讨的主体）；第二种功利是功成名就以后不自觉的行为，这部分创作主体不缺优秀的个体，但他们功利化了，他们会写出好的作品，但不期望他们会生产出优秀的作品。
只有那些有高度文学觉悟的，不从现时的功利出发，有意识积累，等待像昆德拉所说的“每一位真正的小说家都在等待听到那种超越于个人意志的智慧之声，那是小说本身的智慧。”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你说的那种“当代优秀的创作主体”——网上虽然良莠不齐，但隐藏着这部分主体，将来能影响本土文学的，我想大部分会从网上冒出来，不会是我们不认识的个体！
浮躁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对题材现炒现卖为了眼前的功利等于过早淘空自己的才情，没有经过发酵的酒虽然有香料、现代工艺加工可以获得市场的青睐，但毕竟，那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好酒需要时间发酵，那种醇香才悠长，耐味。
元辰：
对偌大汉语写作群体自然不可能有一致的要求，那种要求任何时候都是做不到的。常言道，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同时，谁也不可能对当下主体应当具备的素养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界定，文学有太多不确定性，才被列为四大千古之谜。但毕竟还有可以考虑的，也有人一直在考虑着。至少，哪些是我们不宜采取的态度，哪些是写作者必须注意的，还是可以探讨个一二三的。
现实功利主义的态度，比如敲门砖，比如一夜成名，比如赚稿费，比如评奖，比如迁就市场销售，等等，对不同创作者，可能变得既可理解，也很现实，人总要吃饭。但对真正以创作为乐趣的写作者，也许就不可以。文学的功利，本质上是灵魂与纯精神的功利，虽然它能带来现实的利益，我们却不能为现实利益写作，除非自由赚稿人要养家糊口，职业作家要向上面交差。业余写作，要么是纯消遣型的，要么是无功利创作型的。
不能远离表浅的意识主流，沉入心灵的深处，探视民族精神的内核（杜鸿语），对报体文学来说，只能如此，报纸副刊毕竟有时政性。但对纯文学写作，无论小说或散文，可能不够。真正意义的创作应当深入到心灵深处、意识底层，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和细节表达出来。作品的文学意蕴，不是文化知识的堆砌，不是观点见解的直白表达，而是艺术地体现。在小说，是靠叙述与细节传达出作者的文化意蕴、文化立场、审美情趣。好的作品。它所持的立场，是更边远更深层的真文化（见杜鸿回帖关于真文化的议论）。主体没有意识到真文化所在，作品意蕴恐难直抵民族和人类精神深处。
继承与创新，也必须时时面对。借鉴在所难免，但不能不停地复制古人、别人和自己。渊源几分，独创几分，多了不好，少了不行。这个度，只有主体个人判断和把握，那么主体判断力就是创作者必须注意的。
恳纳：
作为创作主体，既然是一个庞杂的社会化群体，一样米养百种人——我们姑且不谈个体的文化知识结构，阅历，审美情致，喜好，以及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回到文学本身（首先文学作为艺术这个框架）去谈论文学创作——从观念上，我们重新来认识文学，界定某种创作理念——我们无须追问文学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艺术，这是谁都不会反对的。然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的载体当然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为表达服务的，那么文学要表达（表现）什么？不管主体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总有一个想要表达的内心冲动，我想这是缘起。我相信，文学的诉求源于个体对生命的自我体验——来自生命本身，一种人文关怀，一种艺术欣赏；文学的内容也应当以关注自我、张扬个体主体性为主题。
然而，长久以来，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文学已经异化为政治的附庸，其真正意义被阉割、湮没。
但随着Internet时代的到来，个性化（非私人化）写作成为必然，文学在互联网上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回归。试想在没有互联网以前，那种关注自我、张扬个体主体性的文学作品（指本土）的市场（指发表的）基本空白，主要是被传统文学报刊和出版社所排斥。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贴在网上，并实现真正自由的写作。话说回来，并非所有在网上生成的网文都是文学创作——但是网上毕竟为个性化写作提供了可能，并借助这一载体，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同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甚至相悖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传统文学报刊和出版社为了市场利益与生存的忧虑，在文学市场越走越狭窄的严峻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矜持，向网上的、来自生命冲动的个体主体性写作者抛来媚眼——不用说，稍有一点良知的文化人都意识到，传统意义的出版物（由于制度、功利、意识等）确实扼杀了一批以表达个体对生命自我体验的有才华的、并在探索中默默前行的主体。
网络写作为文学提供了个性化写作的可能，并使这种写作真正走向生命与世界的本源，关注自我、张扬个体主体性。
2002年9月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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