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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女人、房子和车子的故事
基督教认为：人们生存于其中的尘世的此岸世界是由寄居在人的感官无法触及的彼岸世界的上帝所创造的。——于是才有男人和女人，才有爱情、婚姻……
读完童仝的长篇小说《在最爱的时候分手》，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关于爱情、房子和车子的故事。作者把这个故事背景放在澎湃着欲望之河的深圳，瞄准那些甘于漂泊又不甘寂寞，勇于向命运挑战又渴望安定的“另类”俊男美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在最爱的时候分手》是一副深圳“婚姻漂泊难民”一族的风景画缩影。
文本保持自然主义风格特征并渗入后现代主义关于情节的观念。故事的中心人物叫欧阳，她是深圳一家广告公司策划部经理——在北方老家砍断情缘之后，怀揣着对爱与新生活的梦想只身独闯深圳——通过做新闻记者的女友杨光“牵线”，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认识陆楠。欧阳断定陆楠是她要找的男人，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性与爱的“短兵交接”。
深圳是一座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又是一座隐没个性的地狱，金钱就是上帝，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大款如烟，美女如云，高楼林立，车子如盒；但对于“飘的一族”——没有票子、房子和车子的（三无人员）来说，既是物质的穷人又是精神的贫民，为脱去“三无”的帽子而奔波、挣扎。欧阳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她穿插其中，吃饭，跳舞，购物，思考……在欧阳眼里，陆楠是个好男人，通过“努力”，陆楠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欧阳与陆楠的爱情瓜熟蒂落；但是，在结婚的前夜，她亲眼看见自己的白马王子竟是自己的女友杨光的情人！啊呵——
由此故事里隐藏着另一个故事，原来杨光是陆楠“One night stand”的旧好，陆楠成了杨光“一夜情”之后的家中“性客”——杨光只可在陆楠身上解除性饥渴，无法得到他的爱情，于是杨光对陆楠采取“精神刺激”的报复计划——让欧阳去吸引他，因为杨光觉得陆楠不会爱上欧阳；谁知，陆楠和欧阳竟要走上婚姻的红地毯——这可得了！杨光只好引欧阳到自己的家，让欧阳亲睹自己的白马王子与另一个女人的“性”故事。
——后来杨光告诉欧阳，陆楠原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为了考验欧阳，他扮作打工一族，把自己的小车停放在路边，和欧阳一起挤公车，吃一般的菜馆，一句话，陆楠说“努力”赚钱是假的，他早就拥有了这一切……欧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在她看见陆楠和杨光在一起的第二天早上，趁“白马王子”还在梦乡，她选择放弃——流着泪看他最后一眼悄然离去……
深圳是一座带有神话色彩的移民城市，高度物质化的生活，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像水中的浮萍，欲望与诱惑浸蚀着人们的思想；生活方式、习俗等多元文化使深圳的生活像语言一样“南腔北调”，溶在一起。欧阳在深圳认识了各种各色的人，于是，作品中的其它线索由中心人物欧阳与认识的对象演绎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故事——马雪与白易的爱情，当白易坠落马雪的爱河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原来马雪一直瞒骗白易，她在老家早就结婚，丈夫带着女儿来到深圳，找了两个多月才找到她——为了求生存和发展，马雪把自己拥有的（过去）用寻找新的爱情来麻木自己，这是谁之过？欧阳的同屋（共同租房）的女友梅蕊， 失业之后傍大款，失去自己的初夜，为了走出去，不管法国的情人杰克西是否爱自己，用爱做交易，以杰克西为跳板，办理去法国的签证。尚小柯是个性爱主义者，身边有一大班女朋友，女孩在尚小柯眼里是解闷的好家伙，后来因为意外，尚小柯死于非命，尚小柯的死使他的朋友们寻找到了某种失落了很久的东西：
“我们只是朋友，一对曾经由陌生走向熟悉的朋友。就像已经离开了的尚小柯，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我们还是像平时一样，也许会走下去，也许会忘记，就像那些闪烁在天空的星星，有的是恒星有的是流星。我们的友谊因为尚小柯的离去而呈现出了动人的光泽。他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了恒星，不管将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他都停留在我们的生活里，像一个句号，永永远远的停留下来了。”——这种体验我相信只有身心漂泊过的人才会深切感受到。钱大毛本是尚小柯的朋友，因为他母亲已认尚小柯为契仔（干儿子），就肩负起兄长的责任，出钱出力，亲自把尚小柯的骨灰交给尚小柯双目失明的父亲……
故事结构呈立体网状形，由中心人物欧阳向其他人物发散开去，没有明显的结局性情节，都是现代生活的一些小事，如吃饭、睡觉、跳舞、上班、购物、网络、聊天等等，几乎是展示性情节建构文本。写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情，要知道，在深圳这座欲望之城，物质化和实用性扫荡着人们心中的诗意，拥有财富就拥有很多很多东西，什么崇高、理想，甚至爱情在物质面前显得那么苍白而脆弱，于是这里崇尚高度物质化的生活和附加的精神消费。对“飘的一族”来说，实现这种生活就像做梦一样缠绕着她们。
读完这部小说，我感觉到，童仝笔下的女人正在这座城市的黑夜里呻吟，她们渴望爱情，像潘美辰唱过的那首歌《我想有个家》，但这里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男人，即使找到爱情，但没有房子和车子，有情也不能饮水饱啊；有了车子和房子，却是爱情的守夜者，又不甘做“老二”，于是不自觉地沦为“婚姻难民”——独身女人一族。
独身女人都不甘于寂寞——她们渴望爱情和婚姻，在没有婚姻之前她们崇尚同居，她们处于有某种程度性自由的条件下跟男人同居，但同居和性满足并不使她们幸福，她们追求既有爱又有性、既有房子又有车子的完美生活，她们的选择，把爱情附加了许多的物质条件，于是乎：空虚、寂寞是她们的通病，她们漂到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暂且求得精神的停泊，喘一口气。
“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现在仍然如此，大多数女人，有的就要结婚，有的已经结婚，也有的因没有结婚而苦恼。对独身女人的解释与界定与婚姻有关，不论她是受挫的、反抗的，还是对婚姻制度满不在乎……女人不再局限于生殖功能，她基本失去了自然的奴役特性，开始被看作自愿承担的一种功能。”（波伏娃《第二性》，林进友注）。——“婚姻难民”的痛苦就是找不到爱情和婚姻的痛苦，童仝笔下女人的痛苦其本质皆因对欲望无止境的追求。
二、虚拟与现实的分裂
文学对人的全面研究是从卢梭开始的，《忏悔录》序言里说：“它（《忏悔录》，林进友注）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
童仝在《在最爱的时候分手》向我们讲叙了两个世界的故事，一个是网络里的虚拟世界，另一个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现实生活。在虚拟世界里，欧阳和她的朋友们不断和网友见面，钻进网络回避现实，或从虚拟世界里走出来，会见网友，追寻自己的爱情或“性客”。他们把个性隐藏起来，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里行走。个性的隐匿，作为个体的人就只剩下挂着一副假面具在舞台上表演的份儿了，没有自我，所有的东西，包括爱情也只是一种象征符号——因为在虚拟的世界里，欧阳和她的朋友们无需顾忌什么，谁也不认识谁，闪动的QQ只是一个可以跟之倾谈的符号，等于你双手拿着两个布娃娃，你自己配音它们对话。虚拟的世界就像梦里的乌托邦，它总是和现实不一致，现实里，欧阳和他的朋友们不得不为房租、水电费、吃饭、坐车等而奔波——很不情愿，但毫无选择——因为她们时时刻刻感受到生存的压力与威胁。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尤其“飘的一族”的独身女人，精神的慰藉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她们也许选择同居来减压，解闷——其实这是人的本性，我们不需要给人赋予太崇高的帽子，说穿了，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爱好追求自己的乐趣而终此一生而已。对童仝笔下的女人，杨光也好，尚小柯也罢，甚至做过三次人流的安波儿也好，她们的不幸，是在追求自己的乐趣时不小心带来的，并不是她们的本意，我们没有权利用道德的某些标准去指责她们。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可见人是多么地使人感到为难，使人尴尬。但是，也正因此我们才看到人生的丰富多彩，看到人的高尚品质，也同时看到人的罪过、堕落。如果所有人的婚姻都是幸福的，白头到老，没有人喜新弃旧，没有离婚……那人生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的单调、乏味。……人的价值正通过同自身的堕落斗争而获得意义，从而宣示出人的多姿多彩。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认识你自己’”。——没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和体验怎能“认识你自己”呢？
三、漂泊与婚姻
漂泊的代名词也许是“浪漫”，谁不喜欢浪漫？但浪漫总不是现实的对手。童仝笔下的人物，不管是欧阳、杨光、尚小柯、梅蕊、陆楠、钱大毛、安波儿、白易、马雪等等，都付出了追求浪漫“身心疲累”的代价。她们不是弄潮儿，充其量是往浪尖里赶的一族，她们为了赶上那朵美丽而赋予诱惑性的浪尖，砍断过去，从故乡漂泊到深圳，漂泊的愿望是为了寻梦，改变现状或期盼遇上白马王子，结果，物质化的深圳扫荡着她们心中那份浪漫和诗意，面对“目的性”那样实在的群体行为，只好深藏或抛弃心里那份浪漫，也（不大情愿地）学会实在和附带“目的性”。
欧阳和她的朋友们的婚姻是附加条件的婚姻，房子、车子是首选的条件，漂泊的生活很自然让她们想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欧阳的内心是这样斗争着的：“正方说，在爱情面前房子算不了什么。反方说，结婚连个自己的房子也没有那怎么行？正方又说，只要两个人共同努力，房子并不是问题。反方说，拉倒吧，在深圳这么不稳定，如果有一天两个人失业了怎么办？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说漂泊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婚姻，那么，这种漂泊注定是疲倦的。日本女作家吉广纪代子的《非婚时代》，是一本畅销书，书中反映了日本女性对爱情、婚姻、家庭、子女的新观念。吉广纪代子年轻时曾经热恋过一个男人，在结婚前夜，她感到作为人妻和家庭主妇，将会受到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束缚，她对这些都感到很厌倦，她希望和男友维持恋人关系，但对方坚持要结婚，她只好跟男友分道扬镳，并选择作家这个自由职业。——这是一种对婚姻选择的理性态度，欧阳她们没有这种理性，所以她们感到身心疲累，这种身心的疲累来源于她们对身心漂泊的觉悟，是她们对漂泊的觉醒，他们发现自己是“婚姻难民”——醒来是痛苦的！
《在最爱的时候分手》是一个彻底解构理想与崇高的文本，对“飘的一族”的生存追求刻画得细致入微，尤其是她们对爱与婚姻的渴望，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婚姻难民”的深层心理因素和社会的种种原因。
2002年9月于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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