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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在文学网站《世纪中国》及《耶利哥的玫瑰》上读到谢有顺与于坚两位作家先生的精彩文章：《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得益匪浅。受其启发，作了一点学习研究，由此获取若干心得体会，并引发了撰写此文的欲望，深望得到于、谢两位先生与其他诸位老师的点评指教。
《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标题一跳入眼帘便牢牢地吸引了我，这样的提法闻所未闻，实在有点新奇！
随即看到作者如下开宗明义的文首宣言：
"……作家完全没必要为自己的慢感到恐慌。一个作家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他和时代的同步性上，而恰恰是体现在他和时代的差异和错位上。一个和时代没有差异和错位的作家，他反而最容易被时代所抛弃。你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流传下来的，几乎都是和时代产生错位的作品。那些和时代联系紧密、甚至讨好时代的文学，今天都在哪里？跟时代潮流是没有出路的。真正伟大的作家，是能够让时间在自己身上停滞的作家，像曹雪芹、沈从文，他们都是留住了时间的作家，时代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一种永恒的时间，缓慢的时间。"
这使我更觉惊异！我便精精有味地读下去，愈读兴趣愈浓烈。我逐渐发现与最初的感受大不相同：该文的许多论述，令我深为折服。当然，老实说也仍然有些费解的地方，此外有的论点则似乎难以接受。
先说说本人与两作家观点上完全一致或基本相同之处：
1,对该文文题——“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的意义的初步理解
如何正确读通本文，、首先读懂文中的关键词——“身体”，即是关键所在。作者下面两段话非常重要：
谢有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区别了身体和肉体的不同。肉体，它主要指的是身体的生理性的一面，也是最低的、最基础的一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它还有伦理、灵魂、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它同样蕴藏在身体的内部。身体的伦理性和身体的生理性应该是辨证的关系，我自己在说身体性的时候，更多的是认为它是生理性和伦理性的统一，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称上是完整的身体，否则它就仅仅是个肉体，而肉体不能构成写作的基础。"
于坚:"实际上我们说的身体指的是人体，它不是一个普泛的身体，它是人体。
因此，我个人理解两作者通篇文章里讲到的“身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这个概念里“身体”不仅包含躯体、生理、心理，还有伦理、哲理、精神和创造性。非但如此，谢先生在文内更进一步指出：“不仅人有身体，其实，社会是一个身体，政治也是一个身体，它跟人的身体一样，也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身体从一方面讲，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另一方面讲，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
看到这里我能理解,"身体”的含意进一步衍生为,已不只是单个的人，而是许多的人、无数的人组成的社会。前者——单个或数个人是写作者;后者是包括单个人、数个人、一群人在内的社会、时代、政治、矛盾、纷争及其中各色人等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过去、未来的的事件、命运……，亦即是写作的对象与内容。所以“身体”既是写作者主体，也是写作的对象及内容，所以作者以文题表达为:"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
2，写作、在场的写作——真正得力的、有意义的写作
谢先生以诗歌创作为题作了一番剖析：
"诗歌是什么？诗歌就是一个人身体的语言史，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写作也是个人身体的语言史。这里边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语言，缺一不可。身体是说出他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在场，他是出现在诗歌里面的，不是跟诗歌脱离关系的；他作为一个有身体的存在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身体所感知、接触和遇见的每一件事，都跟他的写作有关，惟有如此，他的写作才是一种在场的写作"。紧接着针对现时流行脱离社会、空泛写作的流弊，先生在文中进一步精辟地分析道:"这种肉身状态（物质性的身体与社会性的身体——本文作者注释），正是写作需要用力的地方。今天，很多人的写作之所以显得苍白而无力，就在于他的写作几乎是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发生关系的，他的写作，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某个超验的思想结论里进行。凌空高蹈，是一种纯粹幻想型的写作；......今天的文学界，一个根本的困境，就在于很多作家和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你是感受不到他这个人是怎么生活，怎么想的，好像他仅仅是在现有的文学经验里模仿、重述别人的体验。真正的好作品应该具有一种鲜明的身体性。为什么今天没人愿意再重读那些政治时代产生的大而空的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在那些作品里，你除了看见空洞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结论之外，看不见作家个人是怎么想的，看不见这个人的身体是怎样活动的"。
这些话真正说到我的心里。我个人从不欣赏不与时代或/及社会发生关系，完全脱离实际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类散文随笔、诗歌、评论或短、中、长篇小说等各类作品。这些作品或者一味沉浸在自我想象、自我表现与营造的虚幻世界、意识形态或某个超验的思想结论里，进行文字的堆砌、情节的虚构、铺垫以及情感的作秀或宣泄。那种“自由自在的凌空高蹈，是一种纯粹幻想型的写作”，不会有真正感人的力量，却常给读者以一种苍白无力、虚无怅魍、病态呻吟或妄自尊大的感受。作者自以为惊人、迷人、或媚人，其实至多在某些场合、某段特定时期，部分特定群体中（如涉世不深少男少女或文化知识、思想修养档次较低的人群中）哗众取宠，昙花一现罢了。可能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作者或许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其所作所为、思想感情、兴趣爱好永远陷在小小的自我的圈子里，游离于社会之外，不可自拔。那么其作品永远只配孤芳自赏、悬之高阁，进而走火入魔。特别遗憾的是，还有些所谓作家、甚或是颇有名气的作家，特别嗜好写作大量与现实社会生活脱离甚远的假、大、空作品：例如以琼瑶为代表的现代鸳鸯蝴蝶派文人们，源源不断地写作、出版发行那些竭力渲染儿女情长、爱情至上的故事、小说或剧本，他们着实赚了无数痴情少男少女无尽的热泪及荷包里不少的钞票；此外还有许多武侠神怪小说作家们（个人认为金庸、古龙、梁羽生不在此列）粗制滥造、荒诞不经的长短作品充斥书坊地摊，吸引了无数青少年流连忘返、荒废了学业、销磨了青年人的意志与锐气。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排斥部分以休闲娱乐为主、不以教育诲人为目的的轻松作品问世，它们自然与个人、家庭及社会实际生活多无实际关连，也不具知识传播、科学教育及思想情操修养、文化艺术熏陶之功能，主要让读者从中获取休闲、松弛与快乐。这本身也是部分群体与社会的某种需要，是禁绝不了的。但这样的作品也得注意文笔优美、情节基本合理、格调不求高雅上进，更不可黄、暴或/及庸俗低劣，市场发行上不可过于泛滥，以免毒害为数不少的人生阅历尚浅、免疫力低下的低文化层次读者群体。
在当代不少高产作家的一部部作品里，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对生活的体验，没有对时代的共鸣或批判，亦即是其作品中见不到“身体“的形象与活动。只有模仿、重述别人的体验或纯粹地编造杜撰，克隆他人或自己曾经创作过的作品里的故事与人物。本人为此专题写了一篇题为《克隆情感》的杂文，发表在《耶利歌的玫瑰》文学网站论坛上。该文主要抨击当代流行文学高产作家们的创作高招——克隆人物、克隆情节、克隆情感。这些高产作者非常可憎，他或她们的作品均属“非在场作品“，并无多少价值，且多半有害，应予声讨。此文内有这样三段话，特在此引录如下：
“观现时诸多流行小说或电视连续剧允长繁杂、或空泛无聊、或恣意杜造、或情感炒作、极度渲染，以博取情窦初开而人生阅历尚浅的少男少女们震撼、悲伤、欢笑与眼泪及囊中父母给的用以作为学习成才之资的钱币。吾以为身为作家的此种行为，几乎无异于精神及金钱两个方面的劫掠。”“再者，此类大作还有一大相似之处，那便是人物、情节结构或/及情感都曾在自己或他人的作品中找到差不了多少的模版，只不过是换换地名、人名或情节结构及情节上来点变化或作点新的铺垫编排而已。作家在一部部作品中充分施展现代高科技——文学克隆技术，克隆出一个个小说或剧本中的活生生的人物，从而又一次次地克隆出许许多多的纯真读者的欢笑、烦恼及眼泪。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大作家都是20-21`世纪的特别擅长克隆人类情感的高手。”
“真正严肃认真负责、替读者负责的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巨制）时，一定要穷毕生之才智，呕心沥血、精心创作出让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开卷有益、确能令世人及后人感动的精品。起码要做到言之有物、有感而发、有识可取、饱含真才实学、真情实意。诚然中外名作家也有不少丰产作家，如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英国的狄更斯、史蒂文森，美国的马克.吐温、徳来赛，俄国的高尔基、契柯夫，近现代中国的巴金老先生等等。即便是丁玲女士也有不少长、短篇作品流传至今。但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即他或她们都有极为丰厚的生活阅历之积淀；其写作精神都是至诚、至真、至厚、至爱的；其文风正、文思精、文意新、文笔妙；绝无雷同或抄袭之嫌，更无胡编滥造、哗众取宠之弊。”
以上，就是我对“在场的写作”的理解。
3，语言的想象力非常重要，语言的风格或语调、文调是作家的标誌
谢老师在重点分析了创作的主体及对象——“身体”后，便转而讨论创作的传达手段——“语言”及文豪们的语言应用特色——想象力、语感及文调：
“写作所留下的也不仅仅是一些身体活动的痕迹，一些经验，而是要使这些经验经过语言的创造性处理。语言的创造性，主要是指写作者的语言能在事实和经验面前获得一种想象力。语言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个，语言的好坏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比如，语言是否精粹，是否简约，是否朴素大气，是否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等。归结起来，也就是一个语感问题。语感它既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对语言的天才把握。语言是有感觉的。梁实秋在谈散文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文调”，这个文调就是一种语言的风格，叫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于坚的诗，这是贾平凹的散文。所以，所有伟大的作家，都为我们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经验，它是一种创造，是不可复制的，独特的。我至今觉得，鲁迅的伟大，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在语言上的创造性，你一读他的文章，就会知道是他写的，哪怕你把他的名字掐掉，把文章的题目掐掉，熟悉鲁迅语感的人也能知道是鲁迅写的。鲁迅的“文调”是谁也替代和混淆不了的。”
此段话，本人觉得作者已说得极其透彻明白，我尤其敬重及赞赏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中国最伟大民俗作家之一的老舍先生,他的语言风格语调文调决难忘怀,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4，写作就是身体不断地突破面具
作者以下几段话，我觉得值得细细玩味：
谢："他的作品把他的身体带到了你的面前，他的作品不是一个空洞的语言文字在那里，而是这样一个人来到了你的面前，你很渴望了解这个人更多的方面，所以才会萌生去看他的故居和遗物的想法。现在很多作家在写作上的失败，就在于他们不承认写作是有身体性的，或者，他们意识到了这种身体性，但没有面对自己身体的勇气，没有把身体在语言中实现出来的能力，明明是脆弱、无能的人，但他们往往在作品里面要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人，刚强的人，充满着力量的人，这种虚假性构成了对写作的致命伤害。"
于："实际上，这种写作只不过是对具体个人身体的一种遮蔽史，把自己的身体遮蔽起来，把自己的思想遮蔽起来，甚至把自己的母语也遮蔽起来。"
谢："遮蔽也是一种分裂，一种巨大的分裂，遮蔽性的写作是一种谎言的写作。但身体是不会说谎的。你把手伸进火里，它会迅速缩回来，因为手怕烫；热天喝冷饮，你会感受到一种凉爽，这都是身体的感觉。在世界面前，身体最为真实，当一种思想把一个人的身体隐藏起来的时候，写作的虚假性就建立起来了。他看起来是在写，其实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会最终注销一个作家的写作意义。以大家都熟悉的郭沫若为例，他本是个大才子，在文学、历史、考古等多面，他都是大才子，但是，当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应景诗人的时候，就把自己毁了。文革期间，他看起来是在写诗，今天歌颂毛泽东，歌颂江青，明天打倒邓小平后又骂邓小平是走资派，好像是时代的歌手，事实上他从来就活得不真实——这个不真实不是指他的思想，而是就他的身体而言，他的身体没有在写作的现场，他没有尊重身体的真实。他在诗中说，机舱为什么会如此明亮，因为有两个太阳，一个在机舱外面，一个在机舱里面，极其虚假，完全违背了自己的眼睛，看起来像是在说疯话"。
于："这种写作心态是一种面具的写作，拒绝忠实于自己的身体，那只有用文化的、时代的面具把你的身体隐藏起来，时代流行这个面具，你就戴上这个面具，明天的时代流行那个面具，你又戴上那个面具。郭沫若早期的东西，像他翻译的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哪个青年不善钟情”，语感我一看就感觉它是郭沫若的，郭沫若是风流才子，但他一生中用了各种面具把他那个风流才子的身体遮蔽起来"
我想在此略加深入地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许多写作者要戴着假面具来创作与发表作品？个人分析有如下几种情形：
(1）写作者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其生活体验与经验贫乏、才华有限，自卑的心理却特别需要狂妄自大的英雄面具作为掩护，或者至少借着面具出场，好滥竽充数。
(2）以为只有把自身及尘世排除在外，所作诗词文章才有超凡脱俗之妙，方能石破惊天。令人特别感到惊讶的是，当代居然有一些青年人在其文学创作、甚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此种看看破红尘、万事皆空的想法与做法。
(3）作者有客观上的疑惧或压力
来自世俗社会、甚而是时代政治环境的阻力或压力，使其不得不戴着假面具出场，将自己的身体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前面已引用于先生对郭沫若先生后期在文坛上不光彩表现之批判，本人认为客观一点看，郭的这种难堪表现主要见于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时代)，其时他作为已被赋予共产党员身份的中国头牌文学家、科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确实有他之难言之隐。“在那个年代，身体的一切需要都是被禁止的，作家不能表达自己所看见的，也不能相信自己所想、所感受的，它完全受制于时代那粗暴的指令，让自己的身体全面退场，这实际上也就背叛了写作”。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必再过于非难郭老了。当然在高压权力政治环境的时代中，仍然有一些坚持用自己的真实的“身体”来写作的、真正有文人骨气的作家决不作违心之举，他们最好的办法之一便是“徐庶进曹营”,鍼口不言。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五四"以来的大文豪如巴金、曹愚、矛盾等后期反而没有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
(4）写作者为私利所驱动，必需戴上假面具，以免露出狐狸尾巴举若干科普读物为例,某些作者其实不学无术，却每每自封为有特高级衔头的权威人士，扯虎皮作大旗，极其可悲、可鄙、可恨！很有点名气的如柯云路，在七、八十年代创作出颇有影响的《新星》及《京都》后，莫名其妙地转向他自以为先知先觉（实际上完全是半瓶子醋、最多一知半解）的生命科学，恬不知耻地自诩为庞大复杂的生命科学体系的一代宗师（多么神圣的假面具），出版发行了一系列的多部头伪科学作品，贻误、甚或坑害了数不胜数的虔诚求医的人们，柯也由此蜕化变质成了一个堕落文化商人；与柯云路比之，有过之无不及的此类文化骗子、学术骗子、政治骗子还大有人在，他们无不打着这样、那样的幌子（戴着各类假面具）欺世盗名，谋取私利。当今世人应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痛加鞑伐。
再说点我个人与两作者意见不尽相同之处。
1，“身体”与“人”的定义、内涵与外延
该文开宗明义，一上来便以醒目的文题把“身体”这个核心概念推到了读者面前，待至读下去，我们便可明白作者通篇所指“身体”，并非一般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肉体或躯体，非常清楚，作者在文中对“身体”的定义已不只是单个的人，而是许多人、无数人组成的社会及在其中的事件、矛盾、斗争，还有社会中人们的喜、怒、哀、乐…….。亦即“身体”不仅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灵魂与感情的写作者个人，“身体”也是作品的写作对象与内容（许多人及其组成的社会），所以说“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
我个人对作者在此文特定范畴中就“身体”所作的定义或定位并无异议，我也是按作者这种特定的定义、内涵与外延来理解，并读通、读懂此文的。个人同意该文基本思路、主要观点，且感到文章非常精彩，说理透彻、妙语生花，确是一篇难得的上好文章，深得启发、深受其益。
但本人认为这个“身体”的定位实在不同一般，如不是处在两作者精心营造的此种特定语言环境中，读者恐怕很难认同作者所特指的含意，它与习用汉语中“身体“一词的基本意义相差甚远。总的说来，这种用法极容易在词意及逻辑上造成混淆或误解。因而，在本人写的这篇文章里，凡提到具有此特指含意的"身体"一词，均加以双引号“”以示区别。
读完“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全文后，反复推敲，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放着一个极好的汉字——“人“，作者为什么不用呢？人，在汉语词汇里，既指单个人、也指群体；人，当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身或躯体，人是有思想灵魂情感的，人更是有社会性的。至于把”身体“的含义外延扩展至人的社会生活，个人认为就有点差强人意了。所以个人强烈地感到惟有用“人”这个字才能最恰当地表达或包含《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一文中所谓“身体”的广泛含义。
2，形象直观的人的身体与人的灵魂气质之间的相互联系
作者在文中似乎认为写作者的“身体“形象、外貌特征与其作品的风格有密切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为说明问题特引用以下两段原文：
谢有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鲁迅那种阴郁、决绝而冷静的语言，跟我们惯常所见到的鲁迅形象是有很大关系的。至少在照片中，我很少见到鲁迅笑，很少见到鲁迅有开朗的一面，哪怕他抱着儿子的时候，也是阴郁的，这和他的语言风格有着某种一致性。鲁迅的话语方式是阴郁、冷静而深邃的，这样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决无可能过于开朗而快乐的。所以，语言和身体是有关系的。我欣赏你的语言，也喜欢贾平凹的语言，这次接触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身上有某种共通的东西，都是比较拙的，憨憨的，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人，这跟你们的长相都有关系，你们都长得比较作者的体型粗糙，这甚至直接影响了你们的语言方式。忠实于自己的身体的作家，一定会在他的语言里发现他的身体的气息。"
谢进一步发挥道："身体是不可复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种公共性。所以，为文化而写作的作家，必定是个性模糊的作家；惟有面对自己的身体，忠诚于自己的身体感觉，并对身体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语言处理的作家，才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他们有能力将身体语言化，语言身体化，使语言具有他身体的形状。比如，读李白的诗，可以感觉到李白这个人是豪放的、飘逸的，有一种神采飞扬的身体印象；读杜甫的诗，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沉着、忧伤，身体前进的步伐感觉是缓慢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语言留给读者的印象，它是真实的。
从上两段论述中我们获得的印象是,作者认为作品的语言风格与写作者的“身体“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这里的”身体“似乎着重在于体型、外貌及神情方面——身体的物质性方面。我个人认为这样表述不太靠得住，或者说不准确。虽然一个人的语言、文风及内在气质有可能与其身体外形、外貌特征有些联系，但也可能并无联系。若两者之间有联系，主要见于自身文化气质、心绪或心理精神活动已习惯性地流露于表的部分作者.但事实上有很多人喜怒哀乐与复杂的内心世界，从其外形、外貌乃至语言、文风上是不一定能够显示或被被察觉的，况且,这样的人也未必不好，不是很多人都认为”不显山、不露水“、”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才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成就大事的人的重要标志麽？
这里再录一段文字，是恳纳先生写给两作者之一的谢有顺先生的：
"……我早就认识他，自然我们聊得挺投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编的《新汉语时代》第三期“视界与观点”栏目中，元辰曾不遗余力地推介过谢有顺，包括《谢有顺简历》，《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等文章；后来我在报刊上也陆陆续续读了谢有顺的《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写作与存在的尊严》，与贾平凹的对话《无法回避文学史的权力》等作品。在没见谢有顺之前，对他的了解首先是读他的文章，我总觉得他的作品在语境方面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站在哲学和文化的高度观照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每一个具体的作品。看谢有顺的外表，回想他的一些作品，这么文静而秀气的他，与作品里面的文字、观点真是反差太大了。我笑话跟他说：
“有顺，你秀气如一个女孩，你的文章却那么尖锐，你的外表与你的文章真是反差太大了"。"他只是笑了"。摘自:闸坡偶遇谢有顺/恳纳(发表于文学网站《耶利歌的玫瑰》论坛2003.8.16）
上述文字说明谢先生的知心朋友对他身体形貌特征的印象与对其文章的印象反差颇大,很不一致。这又如何理解下面于坚先生的“文如其体”的说法呢?
于："“文如其人”，如果“人”是一个与抽象的文化、教养有关的概念的话，那不如说"文如其体"，也许更具体。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比方说我的生活经验，我的诗强调“看”比“想”更重要，我当过工人，到过云南许多隐秘的地方，这与我体力充沛和耳朵的特殊听觉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瘦弱的、胆小如鼠而又耳聪目明的一个人，那你的生活状态就是另外一回事。卡夫卡的那种弱不禁风的身体必然导致他想象甲虫，他是不太动的人。普鲁斯特则沉湎于回忆，躺在床上的人么。人可以有所谓好坏，但对写作来说，身体无所谓好坏是非，什么身体都可以是产生伟大作品的基地，就看你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呈现它。许多作家的写作之所以平庸，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写作不过是将自己的身体遮蔽起来、涂脂抹粉、把乡音改成普通话，为自卑戴上英雄面具等等。"
“文如其人”的意思是说文章常可反映出写作者的气质风度品格,有时也可能会直接或间接显现出作者的体型体貌或/及习惯性流露出来的神情,但于先生作一字之改,变成“文如其体”,此是否将身体的物质部分,即"体"强调过度?本人虽经百思仍未得其解。自古至今“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以貌取人多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人的学识、.品行气质与风格不是均能从人的身体形象或/及外现出来的表情中看得出来的。“文如其体”的说法似乎过于牵强附会了。
3,作家的价值是否在于与时代的差异和错位之上
再回到两作者文首前言，其中心意思是“作者的价值在于与时代的差异和错位上”，对此论点我反复琢磨,更加难于理解。每个作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就大多数作者而言，只有深入体验、并真实再现生活才会显得真实生动、富有生命力与朝气，而这个“体验生活”多半指作者置身其中生活，去观察与感受，去参与并实践，去反映及描述，去分析并研究，去评论与批判。在此基础之上,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方可写出有意义的作品。这与两位作家所提出的“在场的写作”的意思是一致的。
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提倡写作者急功近利地去作那些应景或媚俗的文章。写作者除了需具备应有的文字、文学功夫外，一般说来，更需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并升华到高级或相当高级的水平，方能写出言之有物的、感人的、有影响力、有魅力的的作品。这里，人即是由躯体、思想灵魂、性格伦理、及文风语调组合、统一而成为一体的写作者，时代赋予写作者充实而多姿的生活，给了你人物模板、无数情节或故事的素材、世间永远述说不尽的喜怒哀乐悲惊恐……。时代就是写作者的主体对象及内容。再者，“时代”是一个时间跨度甚大、内容包含性极大的概念，两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写作者与时代分离，强调“作者的价值在于与时代的差异和错位上”?我实难理解接受。当然，真正伟大的作家的成功作品、除了在那个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外，是能够让“时间在自己身上停滞”，即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成为“留住了时间”、不受时空限制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家与时代发生了错位”。只要我们细细考证并研究，但凡写下传世之作的成功作家，如前述之高尔基、契柯夫、狄更斯、斯蒂文森、马克吐温、德莱赛、曹雪琴、鲁迅、沈从文、矛盾、老舍、巴金……等等，无一不是有着丰厚的生活阅历与极其深刻敏锐的洞察力，无一不是与其所处时代同命运、共呼吸的大师。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一部文学巨著，其生命力极其强大，其传播及留存不受人种、语言、国家地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限制，超越时空，万古流芳。我们还可以举出这方面更多的例子：如中国古代的《诗经》、《高山流水》以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中西方的许多经典名著名曲千百年来震撼人心、永为传唱,而与日月同辉。
综上所述,我将这篇拙文题为:《写作,人与时代的交响协奏》，未知诸位作家先生能同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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