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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人文医学概念的提出
在我们概略地巡阅了现代医学面临的矛盾、困难、窘境后，我们是否就极其悲观地认为医学已步入死胡同，没有希望了呢？NO，绝对不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医学是永远不死的，永远会前进发展的，只不过是发展速度与付出代价大小的问题。如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整个医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与谬误相争、冲破阻力、克服困难、战而盛之的征战史。发现问题、探究矛盾根源，为的就是解决问题、克服障碍、走向新的高点。
有道则明、有容乃大——人文医学的科学性与包容性
医学人文精神的呼声由来已久
医学的研究与服务对象是人，而研究的目的也在于服务于人，说到底，医学是直接为人服务的。因而自古代社会始，医家就高度重视医学的人文精神。古代西方医生在开业时都要宣读一份有关医务道德的誓词：“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这个医道规范的制定者就是西方医学奠基人、古希腊御医希波克拉底。中国唐代名医孙思邈将下面这篇《大医精诚》冠于中医巨著《备急千金要方》之首：“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提倡为医者必须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这些都充分体现医学之道的人文精神。
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近现代社会发展愈来愈快，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凸显出重大作用，技术革命、市场经济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思想观念发生急剧变化，道德评价及人生价值取向都受到冲击，物质与金钱的重大影响日益突出；在医学领域里，原本根深蒂固的人文精神逐渐淡化；金钱第一、物质享受至上，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潜意识里日益膨胀，医患关系也从自古倡导的平等、助人、奉献，让位于雇佣关系、交易关系或金钱物质关系；另一方面，国家、社会无力在财政上强力支持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医疗机构，即使公立医院也难于应付财政危机，必须考虑经济效益，如何与提供社会福利、注重社会形象相平蘅，成了一大难题；加之纯科技观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医学教育偏颇于单纯生物医学教育的失误……于是，便出现了医学人文观念的严重缺失及前述种种弊端，令人们难以接受。医疗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倍受非议、形象大减，医疗纠纷投诉及诉讼骤增，成为当前重大社会热点，实际上，医疗卫生部门自身亦是困难重重、叫苦不迭，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现有医学体制及模式的不满与批判，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呼唤日益强烈，有识之之士纷纷对对医学本身也开始重作审视与评估。这种状况无论东西方、无论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均存在。因国情不同，其具体表现形式、内容及程度不同。
20余年来有关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在全世界逐渐兴起，西方医学界，日本及台湾已有较多人士（主要是医卫界杰出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学家、人文学研究工作者）特别关注这一重大问题，作了不少研究，写了一些有关论文或专著。国内此方面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将近10年来有少量文章与论著，尚未成气侯。对此重大课题，多数学者提法为——“振兴医学，提倡或回归医学人文精神”，个人认为显得气势过于弱小，未能击中现代医学模式与体制性弊病的要害，故特撰写本文，希冀于重塑医学模式，创建划时代的人文新医学。意在让人文思想及人文内容成为未来新医学的精髓部分，与医学自然科学属性部分共同组成医学的主体框架，把医学确立为“生物—心理—社会—人文医学”的全新模式，这对今后医学不再偏离正确的航向极为重要。
人文学与人文医学的概念
人文，这个词发源于古希腊，其意义比较接近后世诞生的人本主义之宗旨。人文学即是专门研究人文精神、人文内函的学科。、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所有知识与学问可囊括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现在多数学者倾向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足鼎立、三大分类。我们熟悉的自然科学（NaturalScience）其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界中无生命的与有生命的所有物体及其客观现象、变化与规律；社会科学（SorcialScience）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运动。而第三类，即人文学或人文学科(Humanities)，则是一门独特的知识学问，事关人类价值和精神的表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文价值和精神，文学、历史、哲学、古典语言和艺术均属于人文学科范筹。与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最为古老，但自然科学的兴起，却使之“隐退”，以至人们渐渐有所忘却而变得陌生。她更具有个性和独特性，她不同于自然科学注重经验、注重实证与严密的逻辑推理，人文学具有广博性、泛性、模糊性及综合集成性的特点。
现有的若干学科常常并非单纯专属于上述三个体系的某一个，可能有体系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医学就是这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三大体系交叉渗透的代表。在上古时期医学还处于原始、混沌状态时，人文内容在医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自近现代以来，医学科学技术在有了长足的进步后步入了科学主义的误区，忽略了医学之灵魂——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要能动作用。医学于近现代长期被划归自然科学体系之中，可以说，这纯为历史的悲剧。
作为哺乳类灵长目之高等动物的人，在被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时，着重在于其生物属性部分，这种医学的概念仅仅是一种纯生物医学的概念。但人并非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物体，他是活生生的，有思想灵魂、、有感情生活、有各种需求的人——包括生存需求、生物学需求、，心理需求、社会需求、行为需求、安全需求及尊严需求。医学的直接服务对象是人，因而从根本意义上说医学是人学，医学必须全方位地满足人的上述各方面需求。现时比起生存需求、生物学需求，更要注重心理、社会、行为、安全、尊严等需求——也就是人文的需求。此即是说，人文学对医学的支撑作用愈加重要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医疗卫生界已把医学模式界定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但这还不够，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将之确立为：“生物—心理—社会—人文模式”。针对现代人急需医学人文精神，却长期严重缺失的实际状况，尤要强化医学的人文内容及内涵这个重要层面。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既往长期被放在理工科之列的医科院校，在近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大多数纷纷并入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并入文科大学），几乎所有医院现在起码都接受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口号，这些应被视为顺应时代新潮流的好趋势，。
如果把整个医学比作一部巨大的机器，那么生物医学、心理医学就是机器的主要构件、社会医学就是给机器提供动力的燃料、人文医学就是机器的灵魂。故而我们强调把人文学内涵与固有的生物医学、心理医学、社会医学等内容密切融合在一起，共同积极有效地为人类服务。我们在这里，倾向于把这种强化人文内涵的、以“生物—心理—社会—人文模式”为基本构架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新型医学称之为“现代人文新医学”。在继承并发展医学固有的注重经验积累、实验与实证或循证研究与严密逻辑推理以及拥有现代数字处理、资料数据统计分析、现代信息应用优势的前提下，“现代人文新医学”的科学性与生命力是不容有丝毫质疑或担心的。
如此，一个有现代科学技术及现代社会学原理支撑的、有人文精神与内容发挥融合与亲合作用的“现代人文新医学”必定具有特强的生命力、特高的效率，必定可以克服既往的诸多弊端，走出死胡同，开辟新天地。
天降大任于中华——创建有中华特色的人文新医学
本文前已阐明创立人文医学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已成为国内外许多志士仁人的共识。那么，由谁来领衔当此历史重任昵？
显然谁能够率先将医学的发展航向摆正，并且按系统工程的要求，切实有效地作好相关大量工作，谁就占了先机。要说近、现代人文学研究及已获得的成果，我们必须承认欧美发达国家及日本、台湾等国或地区的同行们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但他们也只是开了个头，离目标还差得很远。只要我们看清这一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向及重大意义，上至党政领导、下到医卫各部门及全社会广泛动员、统一认识、群策群力，我们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完全可以领先于国外水平。
1，人文医学在现代中国培育发展更具其得天独厚之优势：几千年的中国文明与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营养源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在中国有深厚的根基、宽广的用武之地。非典就是一次极好的启示。中国伦理学会副秘书长孙春晨在题为《自觉的伦理意识和行为是强大力量》的讲话中说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文化及伦理道德观念给我们提供了战胜非典这个恶魔最深厚的基础、最有生的力量”；“实践证明，公民自觉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行为是抗击非典的强大力量。非典疫情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公民的主动参与、团结互助，对于形成抗击非典的强大力量至关重要。但个人的行动不能是任意的，而应该确立关心社会和他人利益的伦理态度。从公共生活伦理的角度看，在特殊情况下对公民自由进行一定限制是必要的，因为在公共生活中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分离的。可喜的是，当非典疫情危及社会整体利益和每个人的自我利益时，由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熏陶的的广大公民表现出了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伦理精神，为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表明，遵守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准则，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和他人利益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乎伦理的行为选择，利人利己，善莫大焉”；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经过非典疫情后，中国人认识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应该协调发展；目前比较突出的就是社会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经受了非典洗礼的医务人员，表现出真正忘我牺牲、关爱病人、关爱生命的高尚人文精神，感人至深。
2，人文医学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她的广博性，医学得了人文精神与内涵的真传，便有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概。而惟有把全世界各类医学的精华均予合理吸收并发扬光大，才有可能成为最有生气、最先进、内容最丰富的医学。
3，中国拥有世界医学的瑰宝—中医药学。所谓西医的称谓来自18、19世纪之交西方医学传入中的时候、经历百余年之后西医的称谓已不准确，应当名之为现代医学，而且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看，我国的现代医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发展水平已不比殴、美逊色多少；除此之外，中国还另有传统医学——中医学这一无价之宝，中医根植于祖国母亲大地，有着10几亿人的信认与爱护。因此欲将这两大医学体系融合或结合在一起，即中、西医合流形成并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综合医学体系，天时、地理、人和三者相宜，只有中国才是最佳选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西医结合”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非常非常地不容易：我们要正确评价与认识现代医学与医疗科技，既应承认其理论体系脉络清晰、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丰富、装备先进，又须十分清醒地认识现有医学的局限性、非科学性及不适应性（前文已作剖析），不再盲目迷信，或一味追随洋医、洋药；同时我们还必须正确地认识与评价中医的价值与地位，既应当承认中医虽有悠久的历史，但毕竟有许多局限及缺陷，特别是其研究方法经典古老、理论体系不完备、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少、部分经验或结果呈现为真伪共存、精华与糟粕并在的混杂状况，因此要作为一个现代医学的健康有益的组成部分，还有大量繁重的整理、提炼、升华的工作去作；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加强深入研究；我们更必须坚决反对以“不科学”为借口全盘否定中医，漠视中医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功效，必须保存中医固有特色，突出中医的优势与长处。即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屏弃民族虚妄主义，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挖掘中医药宝库与现代接轨、与国际接轨，实现中西医结合或融合。此项任务极其艰巨复杂，任重而道远。
这里有一篇纪念前卫生部长崔月犁的文章，很有意思，其中一段说道：崔月犁部长1979年访问日本时，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传统医，我们没有了，这个传统医是21世纪的医学，到了21世纪将被各国所承认，所重视。”崔部长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日本取消传统医是个悲剧，是个错误，我们中国绝不能消灭中医，‘不科学’之说不能成立，我们要承认中医是科学，研究这个科学，不能用所谓‘中西结合’的方法把中医代替了。若把中医消灭，就会走日本悲剧之路。”（《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纪念文章）
中西医结合的未来发展进程，个人还认为将是一条迂回曲则折、荆棘丛生的光荣之旅。因中医与西医（现代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路、方法、体制完全不同，切忌拉郎配式地硬性凑合。中西医结合，实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千万着急不得。可以把这一长长的历史进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初级——接近与组合、中级——贴近与结合、高级——结合与融合。现阶段我们尤其要强调重视对我们的国粹——中医的保护与发扬广大。下面引用国内两位学者就此发表的一篇文章（摘录），以供读者参考：
说到国情研究，还没有见到在哪一个领域或在哪一个行业象中医这样，似乎人人都熟悉，却又都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几乎家家都离不开，却又都误解甚多、偏见甚多。我们常常听到“中医不科学”的说法，常常接受“西医来得快，中医来得慢”、“中医治不了大病急病”的看法，常常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做法。中医真的就有这麽大的局限性，真就这麽无能、这麽浅薄、非要依附于西医不可吗？事实并非如此。中医以深邃严谨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有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和极为丰富的临床实践。中医是在捕捉人与自然、社会的相关运动的不协调中，查找机体的问题，是在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中，使机体恢复调和平衡状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不仅概括了西方医学对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精神、人文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全部过程和全部内容，而且还大大早于它、高于它、远远深于它。临床上的无数事例证实了中医的科学，显示了中医的神奇。中医不仅可以治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流行病，也可以治急病、重病，还可以治疑难病；被称之为“不可逆”、“绝症”而在中医手中起死回生的患者，早已不可胜数。如果能客观、平等、公正地评价中医，就不难看到中医所创造的奇迹，远多于断手再植、剖割巨瘤……；如果能象扶植其它医学一样地在中医上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国以至全人类早已享有更高的保健医疗服务。当今中医之命运，正如一位老中医所说，就象当年“和氏璧”之命运，人们对中医价值的认识，与其本身实际的珍贵价值严重背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振兴发展中医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认清了这个问题，才能看清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多麽幼稚和愚蠢。
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感到鼓舞与兴奋的情况：
香港医疗界一切以挽救病人生命为第一，科学、严谨地制定非典治疗方案。也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医管局在公立医院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先河。舆论认为，这是香港“医疗历史上的一次突破”。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推出了非典康复者免费康复中医医疗服务。１００个名额在公布后的翌日就全部预约额满，部分求诊者是非典康复期的医护人员。负责统筹服务的浸大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卞兆祥博士说，这证明市民对中医有信心。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刘良说：“中医在治疗方面的价值，非典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可以预期，香港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药的医疗效应。”有４０年临床经验的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李致重说：“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中药显现出缓解症状、降低死亡率和提高治愈率的特点。非典开始呼唤香港在公立医院实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机制。”
4，中国现正处于太平盛世、国力日益强盛，各项事业都在大飞跃、大发展。三个代表的思想深入人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已成为社会性服务事业的基本宗旨。与其他事业一样，医学克服困难、突破旧有束缚，观念革新、甚或革命，政府的政策由讲政策转向讲人性、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在此背景下，开创医学新事业必然是遇到了旷古未有的最佳机遇。
5，全球化进程、国际大交流、大合作为环球之新人文医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机遇。
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构建“中华现代人文新医学”的基本设想
构建体现世界文化与哲学精髓、突出人文价值，融合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特别注重发挥中医药学优势的中华人文新医学，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系统工程。任务极其艰巨复杂，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甚而上百年不懈的努力。但任何事情总得有一个开头、培育及其后的发展。不能让一个无限美好的事业在等待中夭亡。我们炎黄子孙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事实上，任何一项好的事业并非得在其体系基本完成之后方能显现它的功效，在整个过程中都会不对断地表现出它的有益作用和强大威力。、
初步考虑“中华现代人文新医学”的主体构建应包含如下要素：
1，在全民教育（囊括中小学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职继续学习或再教育）中广泛、深入强化人文教育，将此重要内容有机结合于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及专业教育之中。
2，高等院校医卫专业要以主课身份的地位开设医学史课程全面讲述、客观评价现代医学、传统医学（以中医药学为代表或重点）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几各自的优势及局限性。更要把人文学相关部分作为最重要教学内容之一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3，医学专业教育要注重“生物医学—心理医学—社会医学—人文医学”模式，要正确阐述各类医学的科学含义，临床医学教育部分要进行全科教育，加强临床实习带教。
4，医疗卫生从业机构单位要始终把人文教育与专业培训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如同专业科目一样，对每一位从业人员按期考评考核，并作为缙升、奖惩依据。
5，对现有医疗机构分科作业模式进行重新评估。既要保持其合理部分，又要大胆改革创新，以保证在经常性的医疗实践活动中病患不因过细、过于僵化的人为分科体制而深受其害。
6，医卫机构要彻底转变重治、轻防（包括预防医学与保奸医学）、重生物医学技术、轻人的心理状态与社会状态的惯性思维与惯性运作局面。在日常医疗实践活动中把人文关怀亲切自然地带给每一位病友。坚决反对机械的冷冰冰的纯技术观点或所谓的“科学主义。
7，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不断投入大量经费、长期坚持不懈地推进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以中医药学为代表）从贴近到结合、直至融合的漫长进程。应当充分意识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融合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要有信心、有耐心，长期坚持，最后必有重大收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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