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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夏天得知汪曾祺先生十六日病逝的消息，一时不禁错愕：前几日，分明才看过先生新近发表的小说《三列马》；四卷本的《汪曾祺文集》也仍放在案头。人世变幻，竟一致于斯！
先生的小说与散文都是我爱读的作品，尤其是散文，更为我珍视，许多篇都曾反复阅读，却颇耐咀攫，余味萦绕。《蒲桥集》序里比作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委实不错。尤其是后期发表在《作家》上的《逝水》系列回忆文字，更是文情皆至，堪称佳构，与《从文自传》各具胜场。先生曾言，写散文并不难，只需一些学识与一点情致就可以了，其实这谈何容易！不经多年惨淡经营、潜心磨炼，安能及此学识情俱至境界？先生的小说在文坛上是相当特殊的，看似闲闲散散，无有定法，甚至可作为散文来读，其实貌似无结构而结构绝佳，可以看出废名与阿索林的影响，不禁使人想起东坡那句著名评语：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先生的文字，篇幅均不长。这并不说明作者文思枯窘，恰恰见出严谨的态度：并不有意去冲淡或拉长。往往是逸笔草草，而神态全出。若作譬拟，只可比作一幅淡墨山水。这岂是今日率而执笔，喋喋不休，为文浅陋者所能企及？在这个浮躁的大时代里，先生的文字真真闪烁出智慧的火光。正如董桥所言，“时代那么新，方法那么旧”，“说也堪惊”！
先生无疑是传统的，无论文字抑或思想。先生曾自述思想是儒家的，这个“儒家”应理解为人道主义、爱人的，而非汉唐以降汲汲仕进的儒教徒。他的文字，或述故乡风物，或说文革经历，无不透露出作者对人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先生在西南联大从学沈从文先生，自言得自沈先生者多。这种影响不仅见于文字，更显现在思想上，这亦可看作是对五四传统的承袭。今先生已逝，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逝去的步伐，如“长裙曳地”，拐弯处裙角渐渐隐去！
传统又绝非因循守旧，先生青年时代受西方现代派影响，作品相当“空灵”，甚至于晦涩；后来虽提倡“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对新进作家大胆采用现代派技巧手法却相当宽容，自己也常在作品中有意为之。其目的，无非是想“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创出一条新路。晚期发表作品如“聊斋新义”，可看出这种努力。可惜天不假年，留下无尽遗憾！
先生七十四岁时曾为自寿诗：“我年七十四，已是日平西。何为尚碌碌，不苦且徐徐。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偶而写序跋，为人作嫁衣。生涯只如此，不叹食无鱼。亦有蹙眉处，问君何所思”。前面是先生一贯的态度，谦逊与坚持并存。而最后一联，以先生之旷达，尤不免如此。蹙什么，思什么，先生已不能亲述答案，但先生应该相信：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还留在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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