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奈当了顺民

　　１９３５年６月４日，我出生在黄州百子巷的老宅里。老宅虽是土坯房，一进四房两厅，屋前屋后有小院，还有柴草棚，厨房。虽比不上豪宅，却也宜人居住。特别是后院有花草树木，记得其中一棵大桑树，每年桑椹成熟时，大哥便爬上去摘桑椹给我们吃。没人时，桑树便成了禽鸟的乐园。

　　１９３８年，我已三岁，可日寇进攻的步伐已日日逼近，敌机轰炸已日渐频繁了。记得有一天，父亲正在写字，我在旁边玩耍。忽然镇上的警报拉响了，父亲便抱着我往对面邻居姚家大院跑去。姚家比我家富有，他家有三进门的墙壁厚实的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家里有结实的红木家具，红木桌拼起来铺上棉絮便是躲避飞机轰炸的临时防空装置。我们这时躲进红木桌下是热心快肠的姚六婆的主意，她说我家的土坯房经不起轰炸。据说黄州当时没有一个防空洞，认为躲在红木桌下是当时最安全的躲避敌机轰炸的办法。

　　不幸的是炸弹偏偏不偏不倚的落在姚家大院里。姚家一下子垮塌了，我们这些逃难的难民被压在废墟之中。其中数姚六婆伤势最重，全身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抬到我家堂屋抢救。我和父亲被人挖出时，挖的人认不出我父亲是谁，因为全身被灰土裹着，只有回家见到两只眼睛还在眨呀眨，人们才知道是个活物。可奇怪的是父亲竟然毫发未损，而三岁的我除了腿上有一处流血，其他地方并无大碍。当我回家见到母亲时，因为惊吓过度，腿上有弹片砸伤流血竟不知道疼、也不哭。母亲安慰我时，我看到躺在堂厅床上的姚六婆时便说：“不要姚六婆来我家，因为她放大炮把我的脚烫了。”旁边的人都笑我幼稚。不久，国军的外科医生从我腿上取出了弹片，我走路便不瘸了。

　　不久，黄州沦陷前夕，有钱的人跑到云、贵、川避难去了，我们穷我人在日本来时跑到乡下亲戚家暂避了几天，过不多久，便只能老老实实回到已经沦陷的黄州当“顺民”了。

　　二、邻居姚叔的死

　　日本占领黄州以后，光靠几个日本人难以镇压民众的反抗情绪。便用“以华治华”那一套成立了“维持会”和“保安队”来维持秩序。抓人和杀人是家常便饭，“维持会”的汉奸提供人犯线索，“保安队”老百姓叫它伪军，因为他们是为日本人做事，残害老百姓的。不过也有例外，保安队的事务长姚叔便是一个穿着伪军军装的好人。

　　姚叔每天带着厨子四处买菜，总能公平交易。由于他是我家邻居，他让我母亲去保安队食堂挑潲水剩菜喂猪。有时我跟母亲一块去他还塞给我肉包子之类的东西吃。姚叔有一个儿子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名叫东海，我们五、六岁便在一起跟着我父亲读书识字，不学习时便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所以姚叔对我也像对待东海似的疼爱。

　　记得有一天，一个血肉模糊的囚犯窜到我家，后边还有追赶的警笛声。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信佛胆小的父母不忍心赶走这个犯人，便将那人藏在后院柴草棚里，好不容易地躲过了敌人的追捕。晚上，母亲送饭菜给那人吃，父亲和大哥商量如何送那人逃离黄州的对策。大哥说：“东门城墙附近有一条大阴沟通向城外护城河，阴沟两头无人看守，我可带他从阴沟出城。”就在当天深夜，那人脱下囚服，换上父亲的便服从阴沟出城逃走了。

　　在黄州丢失重要犯人不几天，原来天天按时下班的姚叔被日本人抓了，并传出他不仅参加指挥营救犯人的行动，还通过什么渠道贩买枪枝给新四军。日本人恼羞成怒，不几天便将他杀害了。据说是在广场上公开示众后用剌刀杀死的，并把姚叔的人头挂在牌楼上以儆效尤。

　　姚叔一出事，父亲连夜将姚婶和东海转送到乡下亲戚家，后来，我不仅见不到和蔼可亲的姚叔，也见不到好朋友东海了。

　　三、父亲做官

　　父亲一辈子平平常常，当塾师、当顺民，当会计替人记帐，就是不会做“官”。可是由于命运的捉弄，他也确实做过那么几天“官”。这事也十分蹊跷，也十分有趣。

　　记得是４５年日寇快投降时，黄州的局势一时紧张起来了。“维持会”的汉奸和“保安队”的黄狗子一时成了鸟兽散，新四军趁着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还没赶到的临时缝隙占领了黄州。而那个被我家救过的逃跑的囚犯竟然是新四军的一个支队政委，而姚叔的丧命也与营救这个人有关。政委的战友一占领黄州后，便拿着政委写的信邀请胆小怕事、虽会读书写字却不会做官的父亲出面组建革命政权，当什么“镇长”。父亲虽然救过政委的命，可对革命道理一窍不通，父亲权衡再三，不肯接受这个“镇长”职务。因为父亲八年前被炸，死里逃生以后，遇到死去不久的爷爷托梦给他，说是佛祖救了他，从那以后父亲便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做善事并不是基于革命信仰，而是佛教的“慈悲为怀”，基于孔子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信条。协商再三，父亲接受了挂名的“副镇长”职务，忙着抄布告、公文一类的事。革命政权执政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李宗仁的广西军占领了黄州，国民党的县政权也陆续迁回黄州。新四军撤离黄州时动员父亲也跟着撤离，可父亲一家老小还得依靠他赚钱维持生计。他走不了，便成了国民党政权的俘虏而进大牢。半年之后，可能是父亲确实不知道新四军的什么秘密，罚了一千银元后放了回来。一千银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一个天文数字，几个舅父、姑父为了凑足这一千元银元而受牵连。后来亲戚来我家探望，劝慰他舍财免灾。父亲笑着对人说：“一辈子没做官，这回第一次做官，唯一的收获便是坐了半年牢，背了一千元的债。”

　　四、上平民夜校

　　与父亲坐牢的同时，家里没有生活来源，１０岁的我不能上国民小学读书，便上了由县文化馆主办的平民夜校。平民夜校只收成年人，不缴学费。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班。初级班是扫肓性质，中级班有语、数、书、画之类的课程。我是自己报名去混点的，好像老师还蛮欢迎。我先是上中级班，不几天便到高级班学书画。

　　高级班是由一个姓肖的中年男老师负责。肖老师是学画画的，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教材是老师自已编写的油印材料。记得讲语文文言文《为学》一课时他这样说：“世上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吗？如果我们努力去做，困难的事情也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去做，那么容易的事也会变得困难了。做学问有困难和容易的吗？如果我们努力学习，那么再难的学问也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学习，那么再容易的也会变得困难了。”不知什么原因，《为学》这篇短文肖老师一讲完，我便能背诵了，而且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认为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事发生。

　　由于我对肖老师的崇拜，后来我成了文化馆他的办公室里的常客。我观察他临摹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名画，听他哼唱《延安颂》，他介绍我读邹韬奋写的《经历》等等。不久，肖老师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地下工作者，是他父亲害怕他革命才给他谋了文化馆当老师的差事，据说是国民县政府发现了他的异常举动，准备抓他的前夕有人通知他逃跑的，据说是去了延安。

　　我在平民夜校只有半年，可这半年确实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似乎长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