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去过香港，居然侈谈香港印象，这有点可笑吧？不过也不尽然。一只青蛙蹲在井里，说天只有井口大，这固然可笑，但毕竟是它自己的印象，说出来，有种表达独有感触的愉快。叶赛宁从未去过伊朗，但写出了《波斯组诗》：“月光下那波浪一样起伏的裸麦呀，请从我的头发去想象它的形状。”这是诗人对波斯独特的印象。居住在广袤的盐碱和沙漠地带的伊朗人读到这组诗后，很惊叹这景象的诗意，怎么他们自己竟忽略了？据此二例，我也就想表达一下对香港的印象，管它是否可笑！
“文革”期间，我是个年轻的中学教员，我的同行Ｙ君因叛逃香港未遂，被没完没了地批斗，他在大会上涕泗滂沱地声讨香港的贫富不均，说那里富人得梅毒，穷人多饿死。我想，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逃进那人间地狱？他常常站在二楼的栏杆前发呆，而且方向正对着香港，偶尔还念两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有人因此揭发他，他并不否认，说他想结婚，而在这里，没人敢爱他。说的也是，小伙子长得很帅，但姑娘们像逃避瘟疫似地躲着他。不久，上面来文件，通知他回香港继承遗产，可是他所爱的女孩，仍不敢同他回去。那时我带着朦胧的且有些许罪恶感的憧憬，想到这个引人遐想的、既具蛊惑力又使人黯然神伤的小岛去感受一下。
此后，我担心睡梦中暴露内心的向往，被人告密，专找贬损香港的文章看（当时我幸有一木箱劫后余生的藏书）。张爱玲说他在香港买不到精致的面包，便买块俄国的黑面包回去，谁知坚硬似铁，使她想起苦行僧煮石疗饥的笑话：“烧也烧不烂，煮也煮不烂，急得小和尚一头汗。”好容易剖开之后，里面有一根五六寸长的淡黄色直头发。是嘛，香港并不比内地繁荣，我公开向人宣传。又过了一阵子，形势已让我不怕人告密，游庐山时看华裔英国教授蒋彝先生画展，我抄下了先生的十首《香港竹枝词》：“打牌跑马已年年，港市谁人不说钱？”“乌龙不喝要咖啡，蓝擦眼皮蓝到眉。”“不是高楼亦大厦，村童也要学洋腔。”“满堂满院皆求福，忙煞香城黄大仙。”……蒋先生对香港人的精神生活，略有微词，但在我心里，这些人表面上搞点洋化，骨子里却是真正的中国人。不是舶来品，没有害人的伪装。也许他们还保留着在内地已失去了的传统。
不久香港的门又打开了一点，看到诗人余光中对那里的铁路情有独钟：“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睡。”并且认为，一旦离开这金属的节奏，他将会感到真正的寂寞。多情如此，噪音也成了音乐。这是现代大都市的魅力。微风不断从打开的门窗向我吹拂，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婉谢了作王朝闻秘书的邀请，去香港同国内做生意而成了富翁。另一位善弹古筝的同窗，赤手空拳去了香港，四年光景，竟创办了一所音乐学院。我隐隐感到香港的繁华和机遇，不再是只能买到包黄头发的俄国黑面包了。
1962年9月22日，“铁娘子”到北京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人正式会谈，当时我正在北京。文化界的朋友对此并无太多的感奋，人们只淡淡地说：“撒切尔来了！”直到离香港回归只有一百多天的今日，感受又不一样了。
我想起了赫鲁晓夫，他曾笑话我国竟在大门口保留世上仅有的殖民地，赫先生地下有知，他该笑话自己的短视了；我又想起邓小平智锉“铁娘子”之后，女首相在人民大会堂前的石阶上摔了一跤，这象征着日不没帝国永远的沉落，英吉利将以新的形象赢得世人的尊敬；还想到香港像一个历尽沧桑的美女，将彻底摆脱不中不西的飘泊屈辱的地位。不知她此刻是否高兴？我自然高兴。但去那里感受一下的愿望，已不是那么强烈了。这是为什么？是担心现实与理想有差距，不希望她美艳动人的形象遭到破坏？抑或是，某种四年需带有某种神秘的罪恶感，才算是最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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